极高明而道中庸

这本书原来是大型理论电视系列片的解说词。一个整体谋篇布局,文字表述,不能不跟着被采访人的口述和镜头画面走。2002年电视片制作完成之后,本书文字经过多次修改,又与原稿有了许多差别。

按本意,是想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探讨建设新中国的理论问题。为了这个探讨,1969年,父亲被关押迫害致死,全家饱受磨难。作为后代亲人,很难做到视角绝对不失偏颇,笔端完全不带感情。始料不及的是,电视片和剧本在小范围征求意见,各种反馈极其强烈,令人感动不已。

子曰:“死而不亡者寿”。30多年时间过去,不同角度的强烈反响,使我再次清楚地认识到,老一辈全身心投入的伟大实践,属于中国共产党,属于经历过反右、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民。书中涉及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为此,就出版之际,补充几点意见。

一、    卷旗不缴枪

王小强说:“卷旗不缴枪”是邓英淘对改革开放的经典概括。

在建国以前的历史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党内的形象一直偏“右”。在“左”倾路线使革命事业遭受巨大损失的时候,毛、刘两人分别吃尽了被“左”派斗争的苦头。在党内长期政治斗争中,毛、刘结合红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包括刘少奇在“七大”概括的“毛泽东思想”精髓,都是坚持表面上貌似偏“右”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统一战线中,打破国民党政府“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束缚;为日后三年内战推翻美帝全力扶持的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值得强调指出,这个实事求是的“右”,不仅与言必称马列的“左”相对立,而且与陈独秀、王明缴械投降的机会主义,具有本质区别。1927年“宁汉分裂”,为了团结汪精卫坚决反蒋,舒缓对共产党的戒心,陈独秀命令刘少奇将武汉三千工人武装解散或交给国民党左派政府。刘少奇不同意,又必须执行,结果交了几条破枪敷衍了事,精锐部队连人带枪,送到贺龙叶挺的部队,成为后来南昌起义的主要力量。这件事的处理,表现出刘少奇之“右”,与陈独秀之右的原则区别——卷旗不缴枪。

抗日战争期间,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应当是卷旗不缴枪的经典之作。从形态上说,红军与白匪杀得血海深仇,摘下红五星、红领章,换上青天白日满地红,“出卖原则”再过分也不过如此。把古人说的“反经合道为权”,用到了极致!事情做到如此程度,一片“蒋委员长万岁”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也罢,蒋介石也罢,谁对谁都不可能再存有一丝一毫的幻想了。“右”得以复加,体现出“左”得无比坚定。这就是辩证法,也是产生“61个叛徒集团”的路线背景。相比之下,韩信的胯下之辱。刘邦的“分一杯羹”,简直是不值一提的小儿科了。

毛、刘绝不投降的坚定信仰,建国之后,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进程中,面对一系列新问题,党内党外产生了新的各种意见的“左右”之争。张春桥概括修正主义有“两个投降”:在国际上向帝国主义投降,在国内向资产阶级投降。毛泽东高举继续革命的大旗,反右而后大跃进,“四清”而后文化大革命,最后仍然得以面对现实,“抓革命、促生产”,起用邓小平,欢迎尼克松。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大力推行“三自一包”,经济刚刚恢复,马上发动“四清”运动。在“一大二公”、普遍饥荒的农村基层引进市场机制,许多干部多吃多占,以权谋私,脱离群众,作威作福。“桃源经验”证明,一般的调查研究不够了。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弄虚作假成风,有当地官员前簇后拥,老百姓不敢说实话,必须背靠背“扎根串联”,才能解除群众顾虑,了解真实情况。同样出于对贪官污吏的深恶痛觉,毛泽东当时得出判断,资本主义复辟很容易,根子在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全面发动群众造反的大民主。

一意孤行的理想追求也好,死不改悔的实事求是也好,同源于一个无比坚定的政治信仰。毛泽东的理想追求,更多基于农业社会主义的深厚土壤,政治斗争不择手段。从为人民服务的愿望出发,搞到发生大面积饿死人的惨剧,无论如何不能说服人。刘少奇的实事求是,更多来自一线工作的具体实践,经济要运转,人民要吃饭,大跃进、文化革命都无法改变这个基本事实。但是,从刘少奇对干部欺压百姓的疾言厉色,从刘少奇发动和领导的“四清”运动,从建国以后刘少奇一次又一次真诚检讨“右”,一次又一次真诚希望跟上毛泽东,可以清楚地看出刘少奇实事求是的所谓“退”、所谓“退够”,与国际上帝国主义投降、国内向资产阶级投降,不可同日而语。务实而求真,刘少奇坚持实事求是,仍然是“卷旗不缴枪”的坚定政治信仰。正是因为不仅理解,而且认同毛泽东鲜明的爱憎、为人民谋利益的急迫心情,才能理解为什么刘少奇从来不反毛泽东;才能理解党内高级干部对不正常的家长作风、理想主义的浪漫激进,为什么一再迁就、退让、姑息,直至酿成文化大革命。

一、    两手都要硬

毛泽东去世以后,邓小平改革开放。近30年时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于此同时,贫富分化、物欲横流、贪腐遍地、犯罪猖獗、崇尚利己、信仰危机,帝国主义张牙舞爪,分裂势力明火执仗,“六四”风波创巨痛深,黄赌毒黑变本加厉,法轮功呼风唤雨,陈水扁沐猴而冠,似曾相识的内忧外患纷来沓至。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成克杰,居然成了十恶不赦的贪污犯,问题的性质似乎已经超出简单的反腐败范畴。无庸讳言,当年毛泽东不择手段所要防止的资本主义复辟,许多现象已经预言式的出现了。不论从现象还是程度上,毛、刘那时干部的“多吃多占”比起今日之腐败蔓延,恐怕是小巫见大魔了。同样道理,今天恐怕连“扎根串联”都不够了,只有深入持久地民主法制,才能约束执政党干部以权谋私。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1979年,邓小平提出“四个坚持”的政治原则,当时针对的是彻底否定建国以后毛泽东思想的潮流。接着,邓小平又先后提出“清除精神污染”和“两手都要硬”。有多硬?连“党和国家领导人(成克杰)”都枪毙,还能怎么硬?难道只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回到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全国人民都穿清一色的蓝制服,只看八个样板戏,农村三分之一人口饿饭,城里人吃饭穿衣凭票限量供应,粗粮米、肉蛋禽鱼、油奶酱茶、黄花木耳、花椒大料、糖果布匹、花生瓜子概莫能外,自行车要票,缝纫机要票,手表要票,火柴、肥皂都要票?

充分经历了左右两个方向的彻底实践,可以理解,“两手都要硬”,是不能走偏锋,求极端,要的是中华文化的最高境界,左右适度的中庸之道。“治大国和烹小鲜”,此之谓也。拿捏火候的分寸,过一点老了,缺一点夹生。电视片中有人感慨当年的“三自一包”,说如果能够从60年代一路坚持下来,农民的生活注定比今天更富裕。值得思索的问题是如何坚持下来?当年经济刚刚恢复,刘少奇就发动“四清”运动,放到今天,岂不是典型的“老左反改革”?比起“大跃进”后期的浮肿病,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今非昔比。但是,统计数据显示,打上每年的物价指数,从1985年以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几乎停滞不前了。2004年,包括富得流油的大邱庄,小刘庄、华西村、韩村河、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加上卖煤卖地“农家乐“,中国农村人均收入2936元。按1美元兑8.1元人民币的汇率折算,与国际惯例接轨,全体农民全都属于日均不到1美元的赤贫人口。

中庸之道不等于没有无比坚定的政治方向。穷人或相对而言的穷人,永远是人口中的大多数。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面对镰刀斧头宣过誓的。工产党执政的天下,工人、农民论为无助的“弱势群体”显具有挑战性理论意义。回顾老一辈革命者靠人民的支持夺取政权,建设新中国的经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需要工资收入只抽得起“大前门”烟的“平民主席”。学习践行“三个代表”,共产党必须为民执政,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否则,按刘少奇的话说:“革命不是白革了?”

三、放活民生、狠抓“国计”

在民族振兴的问题上,“发展是硬道理”不等于说“挣钱是硬道理”,“发家致富是硬道理”。中国积弱,一盘散沙。过去历史上,可能的和平环境里,勤劳节俭的中国人,开餐馆都能过得小日子殷实富裕。风调雨顺,无为而治,天下太平。鸦片战争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可能了。李鸿章大声疾呼“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提出跻身世界民族之林,非强国无以存活的历史任务。

从156个大项目到电视片里所有振奋人心的产品镜头,除了房地产焕发出来的高楼大厦(靠国家贷款),统统不是民营、私营、合资企业以及跨国公司市场调节的伟大成果。电视片里有刘少奇70年代组建托拉斯试点的故事。成立大企业集团,开展企业之间的竞争,比部门行政管理更贴近经济实际,是刘少奇考虑问题的一个出发点。同时,更具意义的时代背景是,欧洲国家战略产业的国有化浪潮和苏联东欧的托拉斯浪潮,目的都是扩大企业规模,发挥规模效益优势相抗衡。

实践证明,农村联承包责任制适合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饭馆、理发店、修鞋店、小商店等服务性行业,没有必要统统国有国营。县办国营、街道办集体企业的改革,完全可以以多种形式。但是军工、石油、大化工、铁路、造船、航空等等这些过去没有战略产业,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全球资源,割地赔款没完没了的背景下,靠民营企业市场调节,是调节不出来的。所以,156个大项目,自主开发的两弹一星,是共产党闹革命的历史合法性依据。否则,理论逻辑上,共产党成了简单的杀富济贫,这段历史就成为多余的弯路,当初就应当缴械投降,帮忙蒋家王朝搞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台湾的“经济奇迹”证明,只要条件改变,国民党也能搞土改。“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本来是三民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共产党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出史无前例的动员力量,不仅推翻三座大山,而且用最短时间实现了工业化,完成私营企业市场调节(包括台湾的“经济奇迹”)无法企及的历史任务。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军工、石油等战略产业,就是在美国,也一刻离不开国家的导向、扶持、输血和管控,仍然是政府高席介入的“国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像日本、南韩一样,需要政府在更广泛的产业领域深入参与。更何况,中国从来不是列强刻意帮助的国家,而是“巴统”严密防范的对手。如今,割地赔款的国际环境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东欧易帜、苏联解体之后,共产党中国面临史无前例的挑战,不抓强国,单讲富民,注定走不了多远。东部沿海“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参与国际分工,石油、铁矿等高席政治化的传统资源越来越依赖进口,13亿人口的中华民族,和平崛起不可避免触及到列强的既得利益,尤其是争夺垄断性战略资源和国际市场的紧张关系。不强国,人家早晚都琢磨着把你给分了!

这20多年,西方军工和重化工业技术进步突飞猛进,企业规模越兼并越大,战略产业高度集中,研究开发大规模投入。连波音和麦道都合并起来,阿尔斯通也出入兼并大潮,电脑、IT产业、银行的合纵连横就不足为奇了。市场竞争全球化,企业兼并全球化,中国市场化改革开放,组建大企业集团,振兴军工和战略产业,是生死存亡的紧迫任务。老一辈辛辛苦苦建立和重工业基础,包括军工、重型机械、造船、航空、航太、大型设备等等一般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生产能力,应当发展壮大。在放活民生的同时,狠抓战略产业之“国计”,是经济建设方针上,卷旗不缴枪的标志性体现。

四、求真务实、强国富民

当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几乎所有会议室里,都挂着毛泽东的题词: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求真,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务实,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是本色。求真的政治方向越坚定,可能采取的战略战术越灵活;战略战术越灵活,越要坚定求真的政治方向。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低三下四到给夫差尝大便的程度,反而焕发出强国富民的同仇敌忾。共产党人所求之真,是为人民谋利益。韬光养晦,是为了有所作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是广大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强国富民的伟大振兴。

在这个政治方向的实践探索中。过分理想主义,容易浪漫激进——偏左:过分实用主义,可能拉车不看路——偏右。艰难复杂的实践探索中,无论左右,真理往任何一个方向多走一步,都可能变成谬误。务实忘了求真,定会迁就迷失方向的投降;求真忽略务实,势必遭受事与愿违的挫折,甚至让人民付出惨痛代价。

在第一线实践决策加理论探索,搞得不好,很容易两头不落好,里外得罪人,不仅需要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需要政策界线拿捏得恰到好处的智慧,而且离不开大公无私、任劳任怨的境界修养,离不开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这一本色。正所谓:惟大英雄能本色,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庸之道,不能装糊涂、打哈哈、和稀泥、当老好人,而是两手都要硬——左右开弓,既防“左”又反“右”,“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回顾建国以后,刘少奇倾全力推动全国工作的同时,一方面狠抓156个大项目、两弹一星、大托拉斯、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建立和壮大战略产业;一方面在城市安抚资本家开工生产,在农村大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解决老百姓吃饭穿衣;一方面扎根串联,四清四不清,严惩奸商投机倒把,反对干部多吃多占;一方面反复提倡党内民主,积极推动社会法制建设……。刘少奇的主张和实践,反映出两手都要硬的客观要求。这可能是刘少奇建国实践中,时而表现出“左”,时而表现出“右”的根本原因。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过去偏“左”偏“右”的老干部,绝大多数站在刘少奇一边的根本原因。是天灾人祸饿殍遍野,让刘少奇痛心疾首,下定决心,死不改悔,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样,是十年浩劫满目疮痍,让中国人民痛定思痛,毅然决然,一百年不动摇,坚定求真务实的指导原则,走向新时代!

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抽象概念化的理论挣论曲折婉转。从建设新中国的直观看问题,能够带来民族振兴的产品,是水利、军工、石油、大化工、飞机、造船、重型机械、大型电网电厂,是铁路、船运、电讯、环保等遍及各地的大型基础设施,是三峡工程、由南水北调全面展开的西部大开发。日本、南韩的经济振兴,靠的是政府扶持的大企业。虽然已是不同于西方的东亚模式,毕竟还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中国战略产业的脊梁骨干,从苏联援建156个大项目开始,发展到“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完整体系,靠的是国有国营的自主开发,靠的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精神。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功、人均GDP已六七倍于昨天的今天,我们在继续提高效率之时,是否要给付出巨大代价的“弱势群体”和流血流汗的劳苦大众“分分红利”了呢?在公平致富之中,我们是否需要给改革的主导中坚——国有大企业“扩扩股份”了?深化改革,以民为本,建立13亿人共同小康和谐社会,恐怕没有比这更突出,更重要的内容了。

一大二公、普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盘散沙,唯利是图,也不是社会主义。在市场经济搞活民生的基础上,在对外开放的国际竞争中,焕发国有大企业的新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卷旗不缴枪还是缴械投降,沦落成胡传魁式“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实用主义,这就是试金石。求真务实,坚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方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手放活“民生”,一手狠抓“国计”,强国富民的历史任务统筹兼顾,是我们应当持续探索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感谢张木生为本书写《引子》,并提供1981年的文章作为《序言》。感谢王小强,同意把1979年的文章当成本书的《后记》。张、王二位,曾为改革开放先锋“智囊”。在那时的政治气候中,他们“右”得够呛,现在似乎又“左倾”了。我想这完全符合历史辩证法。用张木生的话说,无论当时文章写得怎样,我们献身改革开放,不是向帝国主义和资本家投降;我们重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正;我们倡导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昨天初衷,今天的目的,始终一贯,都是要坚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方向。

恐怕没有人会捡回“文革”的口号和大棒。我们今天的“左倾”,是为了深化改革,完善制度,继续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左”的方向上防止重演“文革”悲剧,在“右”的方向上避免重蹈苏联东欧解体易帜的大灾难!电视片的制作和这本书的写作修改,从头到尾,是一个集体参与的创作过程。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