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上将范长龙40年

          来源:小试牛刀
  2008年7月15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八一大楼隆重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向晋升上将军衔的范长龙同志颁发命令状,我们的战友范长龙成了丹东地区的第四位共和国上将。从广播、电视、因特网上得到消息的战友们从四面八方给我打来电话,发来短信表示祝贺。使本来已经很兴奋的我,更加激动,以至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与范长龙上将相处的日日夜夜,像一个个镜头,在我记忆中不断地涌现。看来我真的像战友们说的,要写一写范长龙了。

  一个人的一生中,一定有最美好的一天。我和我的战友们穿上崭新的国防绿军装的那一天是绝对美好的一天! 1969年1月31日,东沟县革委会征兵办公室颁发了《入伍通知书》,2月1日到公社穿上了新军装,2月4日上午10时30分,一条长龙似的新兵专列,疾驰在沈丹和哈大线上。列车由空某军三个新兵连、陆军3009部队三个新兵连组成。每个车厢两个排,到3009部队直属炮兵团的两个新兵连,是东沟县大洋河以西的八个公社的350个新兵。我和范长龙同在新兵一连。我下乡的海洋红公社为一排,我在三班。范长龙插队的孤山镇公社为三排,他在九班。相对来说,在这一群新兵里,我们俩的岁数算是大的了。他老大,我老二的那个样子吧。岁数大,懂事。当时还不知道叫做细小工作,学雷锋,只知道大家出来当兵,坐火车,一定是渴了,那就去打点开水吧。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到了列车的茶炉间,看到了一个和我个子差不多的新兵也在等着打开水。见我也来了,就说水快开了,等一会儿吧。我说好,等吧。他又说,你是一中的吧。我说对呀,我好像见过你,你是二中的吧。他说是的,我叫范长龙,在三排九班,你呢?我说我叫赵洪富,在一排三班。我知道你,是二中学生会的学习部长。就这样,我和范长龙相识了。

  新兵连的生活除了紧张、劳累外,生病和想家那是没说的了。那年的2月4日是腊月十八,到部队了还有10天就过年了。天真是奇怪的冷,风很大,队列训练时让风吹得都有些站不稳。很多新兵都感冒了,咳嗽得嗓子都痛。我也不例外。伙食那是更不用说了,“顽固不化的高梁米,死不改悔的白菜帮”。吃顿土豆还是冻的,当然,白菜也是冻的。炊事班的老兵像做猪食似的给我们新兵做饭。过年时,给我们吃顿纯大米饭,那才是真叫过年了。新兵们抢饭,把皮帽子都掉到大锣锅里了。过了很久以后,我和范长龙等战友回忆起那时的情形,还真是觉得可笑。

  新兵连成立了临时团支部,我和范长龙都是支部委员。最后一次团支委会的中心议题是针对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做好新兵思想政治工作,稳定部队,正确对待的问题。支委们都发了言,但我对范长龙的发言是最敬佩的。他的发言言简意赅:一个人选择了军人这个职业,便注定了你的生命不完全属于你自己,在你填写了入伍登记表时,也就注定了你与你服务的祖国和人民签定了协议,出让了你支配和使用你生命的权利。也就是说,当兵就是为打仗的,不能考虑自己的生命和利益了。到底是老高三的高材生,真有水平。他的发言不但得到了团支书曹禹敬的赞扬,还做为团支部会议记要的主要内容,发到各班学习讨论,很快地为新兵战友们所接受。

  35天的新兵连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我被分到一营营部侦察班,当计算兵。范长龙分到二营六连当炮手、

  我们这350个新兵中,还真的有不少同志上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前线。大部分的同志随连队参加了“三支两军”。我们一营营部、一连、二连是整建制到双阳县“支农”。我们班负责四家子公社的“支农”工作,支农点和范长龙的支农点仅隔一座大青山,两公里左右的样子。 二营是抽调部分骨干人员到双阳县“支农”,范长龙是所在“军宣队”的“支农”的地点是东风公社同心大队。同心大队当时名声很大,大队书记冯占武是“九大”的中央候补委员。支农工作有方便的条件,又有一定的难度。范长龙后来做为“军宣队”的队长,由于工作能力强,有魄力,有办法,实际上他也是“干宣队”、“贫宣队”的领导人。他每天奔波于各个生产队之间,忙于“扶班子”、“抓革命,促生产”、“整党建党”,抓典型,出经验,起点高,标准也高,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受到了县(团)“三支办”领导小组和首长、机关的多次表扬。新兵范长龙剑锋初试,崭露头角。

  由于工作表现突出,我和范长龙在入伍的当年九月份都入了党,年终总评时都被评为“五好战士”。我从一营营部调一连任侦察班长。范长龙在支农点回到连队后,也从炮兵排调到指挥排任侦察班长。 一营和二营总是分头执行任务,1971年,终于两个营一起在黑龙江军农场执行生产任务。一天,我们班正在修路,远远看到范长龙身背背包,全副武装过了诺敏河桥。我上前问,老范,你这是从哪里来,怎么走到这里来了?我是出差回来,准备到连队去。我说你们六连在阁山打石头,离这里还有近30公里呀。他说,我先到农场,看看有没有顺路车再说吧。我说,你等着,跑到在树阴下休息的岫岩老乡“大美国兵”身边,商量出车送范长龙去阁山的事。“大美国兵”是农场汽车排的68年兵,出车配合我班修路。一听说是送老乡范长龙去阁山,二话没说,走到车前发动车。我召唤范长龙上车,他很不好意思,说不能给你们添麻烦。我班战士都很懂事地说,没有事范班长,我们边修路边走,就步行回农场了。说着帮助范长龙把背包放到解放CA30牵引车的车厢板上。这样,范长龙坐上了“专车”,免受了步行之苦。

  1971年10月6日,一纸命令,我和范长龙等东沟兵提干了。

  《关于杨继庆等同志的任职》的命令,是我在当了一个月书记以后,从黑龙江军农场,回到团部报实力时,时任团保密员郑国华让我看到的。军政干字第69号命令是由军长汪洋、政委王淮湘签发的。杨继庆为团指挥连测地排排长;赵洪富为152加农榴弹炮营营部书记;范长龙为122加农炮营3连指挥排长;王建东为85加农炮营营部书记;牟一平为130火箭炮营营部书记;郭志军为130火箭炮营3连指挥排排长;刘殿文为团后修械所枪械技师。命令中除了152加农榴弹炮营2连二排长林振刚是1968年的北京下乡青年外,其余都是1969年东沟县入伍的兵,没有一个是江苏泰县入伍的同期兵。同时,从中可以看出:一是文化程度是主要的,范长龙是高三,郭志军是高二,赵洪富是高一,其余都是初三的;二是1969年这批兵,从征兵总数中占比例10%的知识青年,却是在第一批提干中,除了牟一平是农村兵外,其余全部是丹东的下乡知识青年。如果说,当新兵时,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话,那么,提干了的战友和没提干的战友是不是抢跑了一步呢?

  1972年2月,在连队工作仅几个月的我和范长龙,同时被调到团政治处任。我任见习组织干事,范长龙任见习宣传干事。范长龙还没到任,就代表团机关到吉林省委学校读书,三个月的时间,就读了一本《法兰西内战》,真是“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列主义”了。1973年8月,分别转正为组织干事和宣传干事。在政治处当干事那段时光,可以说是我和范长龙在戎马生涯的四十年中,最惬意、最美好、最值得回忆的时光了。

  “屁股后没兵一身轻”。在机关,不带兵,自己管自己,除了本职业务工作以外,那就是安排业余活动。团政治处除了主任、副主任、两个股长和几个老干事外,都是68、69年的兵,是一群没结婚的“小跑腿子”。这群小伙子,都是“2352部队”的成员(23级干部,52元工资),精力旺盛得没地方释放,业余生活太贫乏了呀。没有电视,一周才能看到一部电影,还是看过多少遍的。梅花鹿牌半导体收音机92元,要我们这些“2352”部队的小干部们近两个月的工资啊,那只好去电影组王德良那里去听广播。听完新闻,海侃神聊说上一气,各自回去自由活动。夏天,昼长夜短,吃完晚饭,根据自己的爱好,进行球类活动。活动完后,洗头洗脸擦身子。坐下来,作“功课”了,就是练毛笔字。用的是司令部类似宣纸的训练计划纸,四开大小,寸方楷书,“多宝塔感应碑”一临就是三张,完不成作业,那就是自找不自在了。范长龙和王德良的基本功比我们好,写得也真是那么回事儿。我现在能徜徉墨海,不能不说是得力于当时的苦练。冬天,我们这些小干事就更忙了。其实,主要是取暖问题。清晨出操回来,走廊里一排小干事,一个动作---通炉子,烧火墙,冲开水。忙活得热火朝天,其实是乌烟瘴气,一身灰土。白天,还要看着点营房股进没进新煤,有没有大块煤。抢回来堆在床下备用。当时就是那个条件呀。这些活,要是在连队,有通信员什么的,就不用自己做了。可是,谁也不愿意下连队。在机关吃的是小灶,顿顿大米饭。连队的高梁米饭,真是要胃口的命。说起吃的,范长龙最愿意吃的就是“土豆烧豆角”,其实丹东就叫“地豆子熬芸豆”。菜谱板上有了这个菜,范长龙就在饭本上填上一个半菜金,满满的一二大碗。我给他起外号叫“一个半”。他不反对,只是说,老赵,你记住,我要是到你家作客,你就给我做这个菜就行了。多少年以后,他都当集团军军长了,回到丹东,我请他吃饭,让饭店上的第一个菜就是“地豆子熬芸豆”,他看了以后说,洪富,你的记性真好。

  1973年8月我和范长龙、赵开德到黑龙江军农场执行任务。

  我是搞三营予提干部苗子考核;范长龙是搞政治教育;赵开德参谋是搞行管调查。到哈尔滨换车时,要等到晚上才能上车。我们到了松花江边,天很热,我建议游泳。范长龙很赞同,问赵参谋下不下水。赵参谋说我不会游泳,只好给你们看衣服和枪支了。没有游泳裤,就穿部队发的大白裤头。好在烈日当空,江边没有人。从防洪纪念塔游到松花江大桥,走回来,意犹未尽,又游了一次才作罢。回到车站的路上,我买了二斤热乎的猪头肉,范长龙买了三个四两的大面包,晚餐的问题就解决了。坐森林小火车到四海店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了,18华里的路上,范长龙多次钻到树丛草棵里方便。我窝囊他说,人吃五谷杂粮不能不生病,可是也不能吃完猪头肉,不听劝告去喝生水呀。范长龙苦笑不语,从那起,却是再也不敢喝生水了。

  从黑龙江出差回到团里,我和范长龙的工作都调动了。我还在组织股,由组织干事改任干部干事;范长龙由宣传股调到组织股,接我的班,任组织干事。这是唯一的一次他接我的班。

  转过年,范长龙又下到一连任政治指导员。他下连队任正职,在我们这350个东沟兵中所提干的37个小干部里,又跃先一步。范长龙下连队后不负众望,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抓班子、抓干部、抓骨干,很快地改变了一连的落后面貌,一跃为先进连队。不但为全团瞩目,还为今后的进步,积累基层工作经验,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

  1975年正月十五过后,刚刚为范长龙整理上报“选青”材料的我,被时任政治处主任的芦步良召到他的办公室。他说,根据团党委研究和军干部处的通知,决定让范长龙到宣化炮兵军政干校(即宣化炮兵学院)学习。你把手头的工作交待一下,到一连接替范长龙任政治指导员。3月3日,我和范长龙进行了正式交接。他交待的工作方法、工作思路,使我受益匪浅。可这一接,也成了我唯一的一次接他的班,因为他进步太快了,我是怎么接也接不上了。

  八个月的军政干校的学习很快就结束了。年底,范长龙接完1976年的黑龙江讷河新兵,又被抽调到军训练大队,任战术教员。为范长龙整理上报过“选青”材料的我,心里明镜似的知道,这是组织在全面培养锻炼他呀。1976年5月16日,一纸命令:“原军炮兵团152加农榴弹炮营1连政治指导员范长龙为该团副团长”。从连队指导员到团首长,职务上连升三级。从全团到全军,一夜之间,传遍军营,轰动效应,了不得。东沟兵老乡们到我们的聚会地----王德良的电影组,分享这份快乐。这样东沟兵最高的职务是范长龙副团长,最低的职务是我连司机班副班长马景义。我很是激动,语出惊人地说,你们看吧,20年后,16军是范长龙的!当时,大家以为我忘乎所以,瞎说一气,可真是巧了,1995年3月,范长龙真的当上了少将军长,而且是集团军的军长。你看,我是不是也可以当个预言家呀,不是开玩笑。

  范长龙是个能带兵,会带兵的首长。1977年,当副团长不到一年的他,率领团尖子队参加沈阳军区军事比武,取得三项第一,总分第二的优异成绩。“站排头、争第一”是他的工作标准。1982年8月,刚从军事学院毕业,当了团长的范长龙亲自到我们一营蹲点,搞训练改革试点。从观察所到炮阵地,改革成果“成龙配套”。我那时任一营营长,代表我团到军区汇报改革成果。《利用透明火控网,提高炮火反应能力》的汇报稿,是范长龙团长一字一句地给我改出来的。训练改革的成果录像,也是范团长一个个的镜头把关过来的。这上个点蹲得,整个小半年。他的工作态度就是“叫真”!1984年初,我和孙成甲带回了在长白山劳务收入的第一笔钱,范团长和其他首长沟通后,决定给全团干部、战士每人买一套运动服,迎接团里的春季运动会。事不大,这却是他任团长后,从端正党风入手,开创新局面,争当先进团的一个具体行动。也就是从他当团长开始,军炮兵团进入军区和全军先进团行列,被军党委树为端正党风的典型,范团长被评为抓基层先进领导干部,荣立三等功。

  年轻干部要想得到老首长的支持和帮助,首先必须要做到尊老敬贤。当时团里的老首长,不用说团长政委,就是几个副团长,都是资历很深的老革命,老抗战。哪一个参加革命的时候,范长龙也没出生。范长龙从来没和他们平起平坐,始终是非常尊重这些老首长,始终是以晚辈的名义处事,以学生的态度敬师。他的这一美德,发扬得很好。就是当了师长、军长、大军区的参谋长,都是上任伊始,先行走访、请教退下来的老首长。特别是在他到济南军区任司令员不久,借到河南省检查工作的机会,抽空去看望16军郑州干休所的老首长们。我得知这一情况时,为范长龙尊老敬贤的美德而赞叹不已。

  1979年2 月,军炮兵团奉命执行“南打北防”任务,全团齐装满员,准备参战。范长龙主动请缨,以副团长兼参谋长的身份,率张金铭、赵荣杰、李健征三位参谋组成“前指”,先期开进。当我看到冒着零下42度严寒,站在路旁,指挥大部队通过的范长龙和他的“前指”成员时,心想,范长龙每当有急难险重任务时,就身先士卒,冲得上,守得住。在以后,他也没有因为职务的变化而丢掉这个好传统。98抗洪抢险和08汶川抗震救灾就是证明。

  1982年,我率营参加总参谋部组织的“82。1作业”。13次实弹射击,次次优秀,很好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回到营房,范长龙已经是团长了。他到营里去看我时说,老赵,你参加总部组织的作业,应该写写体会啊。我没写过军事论文,憋了一个多月才写完,请团长雅正。团长很认真地给我修改后,发表在《人民炮兵》杂志上,还收入到沈阳军区优秀论论文集。就是我回到丹东军分区,写了军事论文,也要寄到他那里,请他修改。我的水平不行,和他有百多篇军事论文的国家战略学硕士比起来,当然是差得远了。

  1983年,我任副团长。从长白山的修路伐木指挥部回到团里向团长范长龙请示、汇报几个问题,范团长记录了我的汇报,对请示的问题不急于回答,让我第二天再来。他深思熟虑后再回复问题,从不冒然,是他的一惯作风。1985年10月,部队精减整编,范长龙的命令在9月就已经下达为某师参谋长,他没急着到任,一直把老部队送到集团军炮兵旅。就在这时,我和政治处主任杨继庆被某些人诬告,心里觉得很窝囊,找到范长龙发牢骚,说不想干了,转业回丹东老家算了。范团长当时严肃地批评我们俩人说,你们想错了,不干了,是上告信告的对,还是不对;是组织不让你们干了,还是你们不想干了。等组织查清了再说嘛!一顿批,我俩人哑口无言,心中却为范团长的深谋远虑而敬服。1985年年底,集团军炮兵旅杜永飞旅长,在沈阳参加军区年终总结大会上,领回了总参谋部颁发的“大纲检训先进单位”和沈阳军区“精减整编先进单位”两面锦旗。全旅官兵,欢欣鼓舞。我心里却在想,两面锦旗,都凝结着范长龙团长和庞维义参谋长的心血啊。为了这两旗帜,他们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啊!

  范长龙的职务越来越高,离我们越来越远。可是他是个讲情讲义,不忘旧情的人,心总是和我们这些战友联在一起的。每年春节,只要有机会回到丹东来,就要和战友、同学、亲朋好友们聚一聚,回忆当年的情谊,看望哥嫂、姐弟和岳母。1999年春节,我们在东港搞了一个入伍30年战友会,他工作忙,回不来,给会上打电话,问候各位战友。他在当总参谋长助理时,回到丹东过春节,我们相见一次,从他到济南任军区司令员后,近四年的时间我没见到他,想的要命。心里还怕我去了打扰首长,耽误他的工作。2008年12月8日,我飞到济南,和他的秘书联系上后,很快地见到了我日夜想念的一号首长。范长龙对我的周密安排和热情接待,超乎了我的想像,令我没齿不忘。情谊啊,40年了,容易嘛!

  (本文作者 赵洪富 1969年1月和范长龙同时入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