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为人民做实事:访新当选的河南省副省长刘源

           来源:西陆新锐解读
  1月29日上午,在河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上,37岁的郑州市副市长刘源被代表们联名推荐,当选为河南省副省长。会后,记者采访了这位目前我国最年轻的副省长。

  “我非常感谢各位代表和全省人民对我的信任。”他说,“我没有想到自己能当选为副省长,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大会开幕后三天,我才从外地赶回来。到会后,听说一些代表在酝酿我当候选人,我感到很吃惊。但能看出,代表们所代表的河南七千多万人民对我寄予了厚望。当然了,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抱的同情和尊重。我想,作为我,应该利用这种好的条件,多为河南人民做点实事。”

  “文革”前,刘源在北京读小学和初中。“文革”开始后,他先到部队当兵锻炼,后因其父、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而受株连,被部队退回接受批判。1968年12月,刘源被下放到山西农村插队劳动,其间他曾两度被关进监狱。插队七年,他同农民群众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在善良的农民保护之下,他得以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内自修了全部高中课程。1977年12月,刘源考入了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1982年毕业后,他主动要求到了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先后任管理区区长、公社管委会副主任。1983年,在新乡县被选为副县长、县长。第二年又被选为郑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建、外经和计划等工作。

  谈到他和他家的往事,刘源动情地说:“‘文革’中,我和全国人民一样,经历了一场浩劫。我的家庭也遭到了很大的灾难。我的两个哥哥死了、父亲死了。作为我,大难不死,可以说是人民群众保护下来的。大学毕业后,可供选择的道路很多,之所以到河南农村来,就是为了向人民还情还愿。”

  刘源当选为副省长,是代表们联名推荐、选举的。他对记者说:“本届选举使我感到权力是人民群众赋予的,而不是象过去说的那样,仅仅是某个领导任命的。因此,办事情,做工作,必须时刻想到人民,向人民负责。”

  刘源在郑州市任副市长期间,他分管的城市建设,受到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的嘉奖,使郑州市被评为全国城市规划管理先进城市。依靠群众,他主抓的天然气工程,原定3年完成主体工程,不到两年,不仅完成了主体工程,还使4.3万户居民用上了天然气。他在郑州市任职3年,是郑州市城市建设大发展的3年,先后对火车站广场和二七广场进行了改造,建成了绿城广场,中州商场,振兴商场,打通了人民道,修整了市内主要干道,兴建了黄和平大厦,整治了主要干道的容貌……

  面对这些政绩,刘源说:“大家把千千万万人做的工作归功于我,这是一个误会,我感到惭愧!郑州市城市建设如果说有成绩,不能说是刘源干的,而是大家用自己的双手,在全市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实现的。没有什么救世主,一个好的领导可能会决策准确一些,但真正改变落后面貌,必须是靠我们每个人去努力奋斗。”

  人民日报1988。02。02第4版 作者: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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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副省长刘源表示 坚决制止回郭镇生产劣质电线

  本报河南3月6日电 (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王迎春、姜在忠)记者近日就巩义市回郭镇劣质电线问题采访了河南省副省长刘源,他表示支持将回郭镇的劣质电线问题公开曝光,认为这对维护河南省的声誉和消费者的利益都是一件好事。

  刘副省长认为,回郭镇劣质电线的泛滥,当地领导负有责任。巩义市近年来出现过一系列产品质量问题,如劣质制砖机、劣质水泥、假化肥等,都曾为害一时,这与当地领导没有及时采取坚决措施进行管理有关。劣质电线问题1986年就已反映出来,去年省技术监督部门组织了伪劣产品展览,李长春省长专门叫来巩义市的领导看他们那儿生产的劣质电线,但他们采取的措施不够得力。

  刘副省长说,伪劣产品随时随地都会有,政府部门抓与不抓不一样,新闻舆论关注与不关注不一样,对巩义市回郭镇的劣质电线,我赞成曝光,让与劣质电线有关系的人痛一痛,不然他们不知道维护自己的声誉。

  他表示,对回郭镇的劣质电线一定要采取严格的措施整顿,同时网开一面,促使生产者走上以保证质量为前提的健康发展道路。

  刘副省长还阐述了对发展地方经济的看法,即要有长远眼光,不能短视。伪劣产品纵然能一时得逞,但长久不了,最终会名声扫地。失去信誉后再想挽回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所以投机思想万万要不得。

  据悉,河南省政府日前已转发省技术监督局《关于整顿电线产品质量的报告》,要求有关地市的各级政府把制止伪劣电线的生产和销售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认真抓好。电线生产具有一定规模的市(地)县,要由政府牵头,组成电线质量整顿领导小组,在今春对生产和流通领域里的电线质量进行整顿,使之得到根本好转。

  河南省政府要求各地在进行综合治理的同时,要制订促进电线生产健康发展的规划,主动做好服务工作,帮助企业提高质量和效益。

  人民日报1992。03。07第2版 作者:王迎春;姜在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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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之子刘源:“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

  刘之昆

  刘源的人生极其复杂曲折,十四五岁就被送到野战军、公安总队当兵,上世纪60年代全军大比武中荣获特等射手称号,还被选拔为“十一”游行的国旗护卫兵。1966年底,刘少奇被打倒,刘源被退回学校(北京四中),住在楼梯下的扫帚间,接受大批判。

  1968年12月24日清晨,被分配到山西山阴县白坊村插队的刘源麻木地踏上西去的列车。白坊村淳朴的农民并不歧视他,相反给他以保护,给他以珍贵的温情,“慢慢地,我仇恨一切的冰心开始融化。”

  1975年秋,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全身黄疸的刘源“病退”离开了生活了7年的白坊村。

  刘源被安排在北京起重机厂当学徒工,适逢“四五”天安门事件,他又成了被清查的重要对象。工人们心照不宣地把他保护起来,他的师傅田文奎甚至为他担保:“我白天黑夜和刘源在一起,他没有问题!”工人们热情地教他技术,还经常拉他到家里撮一顿,彼此的信任与融洽再次温暖了他的心。

  1977年,北京长安街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头条新闻:恢复高考。刘源决定报考。可不久,他的报名表却被厂组织部门退回,理由是“超龄”。以刘源的26岁划线,厂子里9个年龄大过他的工友一律被卡下。事实上,刘源是“老三届”的初中生,而高考,对年龄更大的“老三届”高中生都是开放的。一气之下,刘源给邓小平写了封信。10余天后,刘源和9个工友全部被放行。

  1978年初的一天,刘源终于收到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这一刻,距离刘少奇辞世已近10年。

  1982年大学毕业,刘源下决心到父亲曾经战斗、蒙难的河南农村去工作。刘源在给中学老师的信中这样表白心迹:“在大学的四年里,我从‘最黑的’变为‘中国头号高干子弟’(都是别人的话)。我冲出逆境之时,才发现在我和周围人们之间隔了一道无形的墙,我曾努力去做,证明我同大家没什么两样,是个极普通的人,但枉然……我明白了,我不能强求任何人理解我,只能以自己的行动来赢得人民的信任,以几年、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来拆除那道墙。

  1982年,刘源来到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当了个“忝陪末座”的副主任,先是包一个大队分管一个区,后又分管社队企业。1983年4月,县人大全票选举刘源担任副县长,主抓多种经营和工业。由于成绩显著,一年后又当选为县长。

  1985年初,刘源调任郑州市副市长。在郑州市副市长任上,他让郑州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有了显著提高,为以六大国营纺织企业为代表的、住宿条件极为恶劣的数万青年职工盖起了一座座“青工楼”、“母子楼”,还有火车站广场和旧城改造……1988年1月,36岁的刘源经人民代表直接提名为候选人,并当选为副省长。100多名代表在推荐理由中说:“我们推荐刘源为候选人,并不是因为他是刘少奇同志的儿子,而是因为他谦虚谨慎,工作敢想敢干而又任劳任怨,有突出的政绩。”

  此时的刘源百感交集,泪眼模糊,耳边又响起父亲语重心长的话语:“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不容易的。”

  1992年,作为主管经济、工交、城建的副省长,刘源被“交流”进入军队,在武警水电部队当政委,建三峡、上高原、战边疆……扎实苦干6年,晋升为武警总部副政委。2003年,他平调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2005年底,再晋升为军事科学院政委。2009年,刘源晋升为上将军衔。

  无论在哪里,刘源都给大家留下信仰坚定、实干苦干、敢作敢为、屡有建树和平等待人、正直廉明、包容大度、引领新风的深刻印象。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12。15)

  刘源终于破了例

  1988年1月,《工人日报》的一则简明新闻引起了我和《解放日报》同事熊能的注意,那就是在河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共和国前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当选为副省长。更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刘源不是由省委提名、而是由人大代表联名提名当选的河南父母官,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高级干部。

  联想到当时国内许多群众对高干子弟颇有非议,抱有成见,而河南省的人大代表却竭力推荐并选举刘源当副省长,自然使我们产生了前往河南采访刘源的强烈欲望。

  熊能问我:“有办法找到刘源吗?”

  我说:“可以通过《河南日报》联系。”

  《河南日报》总编辑邓质刚前几年曾来上海参加会议,我接待过他,由此相识,并知道他的夫人是上海人。于是,我打电话给邓总说明意图,请他帮忙。

  “没问题,刘源现在在郑州。我们有个记者专门跟随他,你来吧,保证让你采访到刘源。”邓总在电话里爽快地答应了。

  “走!”1988年5月8日,我和熊能立即坐火车,连夜直奔郑州。

  

  刘源外出办事

  无法找到

  

  坐了整整一夜的火车,到了郑州,我俩顾不上休息,马不停蹄赶到《河南日报》邓质刚总编辑的办公室。

  “哎呀,真不巧,刚才我联系了一下,刘源到外地出差了。”邓总抱歉地说。

  “他到什么地方?我们跟踪追击。”我和熊能商量后向邓总提出了我们的想法。

  邓总答道:“恐怕不行,因为刘源这次是自己开车出去的,据说要跑好几个地方,无法知道他确切的行踪。你们还是先住下,耐心等几天。”

  晚上,热情好客的邓总尽地主之谊设宴招待,请我们品尝中原风味。席间,我们向他了解有关刘源的情况,邓总尽其所知详细介绍了刘源在河南工作的经历,使我们获益匪浅。

  不能“守株待兔”。我们决定趁刘源未回郑州的这段时间,到他来豫工作的第一站——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采访。

  

  在中国人民公社发源地

  

  七里营公社在河南北部,我们坐了几小时的长途汽车,又步行了近10公里路,找到了原公社革命委员会所在地。一位年轻的秘书听说我们是《解放日报》的记者,专程从上海赶来采访刘源,满脸挂着笑容,连声说:

  “中,中!”河南人说“中”表示“好”、“行”、“可以”的意思。

  秘书很健谈,他告诉我们,七里营人民公社是中国公社化运动的发源地。1958年7月,中国掀起了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七里营乡的农民敲锣打鼓,赶到乡政府要求将小社并大社,办起了全国规模最大的、以乡为单位的农业合作社。8月6日上午,当时的地委书记耿启昌在毛泽东主席的专列上,向最高领袖作了汇报,引起了老人家的浓厚兴趣,表示要亲自去看一看。

  听说将有中央首长前来视察,七里营的老乡们激动万分,便赶紧商量给新办的合作社起个好名字,连提了三个名称,都不中意。有人说,马克思不是称赞巴黎公社吗?俺们这个大社就叫人民公社吧。大伙都赞成,觉得这个名称响亮,有气派,于是,找来大红纸,写上。

  令七里营公社社员喜出望外的是,前来视察的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老人家走到公社门口,看着墨汁未干的牌子,微笑着喃喃自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这个名称好。”新华社记者马上写了报道,第二天,毛主席“人民公社好”的最高指示传遍了全国。接着,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全会,号召全国人民大办人民公社,并充满信心地宣称,人民公社的出现,表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再过二三十年,中国就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七里营人以此自豪,将毛主席视察过的棉花田作为永久的纪念地,盖起了纪念馆,竖起了纪念碑,还规定这块田从此以后不能轮种其他庄稼,只准种棉花。秘书说:“也真神,那块纪念田旁边的松树过去一直郁郁葱葱,谁知,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这几棵松树也死了。”我们去纪念田实地查看,果然如此。

  秘书向我们推荐了几位曾经与刘源共过事的公社干部,其中包括原七里营乡管委会副主任、时任新乡县乡镇企业局副局长的贾杰统。

  5月10日,我们找到了贾杰统副局长,他回忆:刘源是1982年来到豫北这块土地的。那年,他大学毕业,北京不留,机关不去,坚决要求下农村。他选择了中国人口第二大省、一古二土三穷的河南。少奇同志曾在这块土地上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30年后却蒙冤含辱倒在这块被他解放的土地上。河南省委原来想安排刘源去信阳地区,后来决定下放到新乡县。新乡县委的意见是,七里营是个大乡,人口有六七万,又是个先进典型、开放单位,有利刘源锻炼。

  老贾说:“那天中午,气氛有点不同寻常,县里、乡里的领导干部都来了,俺估计有新的动向,不知出什么事,当时公社的陈书记很紧张。大约12点左右,从县里来了一辆车,下来一个年轻人,穿着一身旧军装,提着一只旧帆布箱,还有一大叠书,包装纸上写着四个字‘河南刘源’。我那时不认识他,估计是从北京来的。想到1980年刘少奇平反的消息,我叫办公室的小孙查报纸,报纸上写的是源源。我悄悄对陈克沁书记说,此人肯定是刘少奇的儿子。陈书记十分惊讶,说,‘啊,你怎么知道的?’”

  老贾很得意地告诉我们:“当时全地区只有四个人知道,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史来贺,还有一个就是我。”

  第二天,在派出所开了一个欢迎大会,陈书记作了介绍,宣读了上级的通知,任命刘源为七里营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刘源给人的印象与想象中的完全是两码事,朴实、平常,他在会上说:“我在‘文革’中到山西雁北地区下放劳动了七年,粉碎了‘四人帮’后回到北京当了一年多工人。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我学习成绩是可以的,出国、留学也是有条件的,但是我愿意在中国农村锻炼。我对农村情况不熟悉,不要叫我副主任,叫我刘源同志,我当小学生拜大家为师,从头学起。人家是留洋的,我是留土的。”

  刘源在公社革命委员会排在第十六把交椅,分管社办企业。

  七里营的棉花产量一直名列全国前茅,可由于种种原因,社办企业却是景况凄惨:总共只有五家作坊似的小厂,其中酒厂已经一年多没发饷,油脂厂又因产品不对路滞销,亏损了20多万元。

  贾杰统说,刘源虽没搞过工业,但他有自己的优势和拼劲。公社给了他一辆自行车,他经常骑着到各乡办企业调查了解情况。发展社办企业,关键要有适销对路的产品,前提要靠信息灵通。报缝里有条消息吸引了他,国外能用棉籽渣炼燃油、沥青。新乡是全国重点产棉区,棉籽油渣若能变废为宝,等于平地掘出一片小油田。“要致富,先修路”,眼下农村都在大修沥青路,沥青短缺成了紧俏货。他兴奋了,和工人们一起围着铁锅提炼沥青,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奋战,终于成功,使油脂厂得救,当年扭亏转盈获利20万元。

  原七里营公社党委副书记张传明和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杜学明告诉我们,刘源为乡亲们办了许多实事。乡里有个10多岁的大男孩息了败血症,经常流血,瘦得皮包骨头,家庭经济又十分拮据。刘源知道后,千方百计为他联系到了天津血液研究所,经过精心治疗,这个男孩终于康复了。休息时,刘源时常替一些老人按摩,还教年轻人学按摩的技术。

  杨森峰副主任说,七里营的人,不论是干部还是一般人员,出差到了北京,刘源都热情帮助解决住宿,大伙都上他家作客。王光美打趣地说:“我家成了新乡县的接待站了。”

  刘源在七里营工作了一年后,当上了新乡县副县长;不久,老县长引退后他接班,成了县政府的“第一把手”。1985年,他晋升为郑州市副市长。

  

  深夜访史来贺

  

  听新乡县的同志介绍,刘庄的党委书记史来贺十分了解刘源,也是竭力推荐刘源当副省长的人大代表之一,我们便赶到了刘庄——中共中央书记处称其为“中国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

  史来贺就是那个不愿当脱产“县令”,宁愿修地球而闻名全国的传奇人物。此人1 950年就当选全国英模,农业合作化运动后一直是先进标兵,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刘庄,史来贺是个说一不二的农民领袖,深受群众的拥戴。在他的领导下,刘庄一不搞包产到户,二不搞分田单干,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刘庄的队办工业十分兴旺,不仅解决了本队的劳动力就业问题,而且从外地招来了几百名职工。社员们全部住上了由队里统一建造的“洋房”,大队还给每家分配了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蔬菜、粮食、水果、牛奶、肉蛋等都由大队免费供应,大队每年还组织社员乘飞机外出旅游。依我的眼光判断,完全可以这么说,刘庄已经提前进入了邓小平所说的“小康社会”。从刘庄的实践看,一个地区实行什么样的所有制,采取什么样的生产方式,走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完全应该从本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

  可是令我们为难的是,史来贺的工作习惯与常人不同,和毛泽东一样,他白天睡觉,深夜12点才开始办公。无奈,我们只得等候。

  终于捱到深夜12点,这位老当家的知道我们一直在等候,热情招呼我们与他共进晚餐,边吃边聊。从他的介绍中我们得知:

  河南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差额选举副省长,7:6,淘汰一个。但是代表们普遍反映候选人年龄偏大,差额比例太小,要求增补候选人。提案通过了。1988年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气氛日趋浓厚。

  增补谁?1月23日上午推荐增补候选人名单,主席团规定:候选人必须由代表10人以上联名推荐并说明推荐理由。七里营公社宋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戚久旺和新乡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苗云三都推荐刘源,理由有二:如刘源能当选,对河南经济振兴有好处;有利于省政府领导班子年龄结构的年轻化。经他俩这么一说,新乡市代表团58个代表推荐刘源。推荐名单经主席团汇总再下发各代表团酝酿,郑州市115个代表推荐刘源;开封市、洛阳市、平顶山市代表都推荐刘源!于是,刘源成了副省长候选人。

  1月29日投票选举,907名代表行使神圣法律赋于的权力。大会执行主席张树德宣布选举结果:刘源以521票当选。全场掌声如雷,经久不息。坐在台下的刘源被请到主席台上“亮相”。他愣了,眨巴眼的工夫怎么就成了副省长?他没发表即兴的“施政演说”,面对热烈的掌声和充满期待与信任的目光,泪水盈满了眼眶……

  刘源走出会场,驾着车一溜烟穿过铁路越过黄河,径直朝豫北平原的刘庄奔去,他去找史来贺。老史说:

  “当时我不在刘庄,也没去开会,因病住进了医院。从电视新闻里知道刘源当上了副省长,夜里偷偷从医院里溜了出来上刘源家去,结果两人途中相遇。”

  “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刘源说,“脑子里装的全是郑州的城建工作。”

  “选中就干呗!”史来贺鼓励他,“没经验就学。这些年,你还不是这样闯过来的吗?想想你爹,想想你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遭的罪,想想百姓对你的期望,你只有一条理:干好!”

  史来贺说,刘源是高干子弟不假,可都说他不像高干子弟。他当郑州市副市长三年,管城建。如今的市长不好当,管城建的尤其难。可你们两位大记者到郑州街头转一转,刘源的口碑好着咧!说他凭老子的面子通路子,都为的是给老百姓办好事,说他是郑州的李瑞环,三年郑州大变样:火车站广场是怎么改造的,环城大道是怎么贯通的,纺织新村是怎么盖成的…一郑州市容的变化,郑州市民得到的实惠,只有郑州百姓的感受最深切!

  河南人都说史来贺对人从不轻易表态,也从不轻易夸奖人,可他认为刘源是个人才,是个栋梁,破例称赞他。老史激动地说:

  “可以断言,刘源决不是走后门当上的!”

  这天,我们和史来贺促膝长谈,一直谈到天亮。

  

  巧遇刘源的老乡和同事

  

  几次打电话到郑州询问刘源的行踪,《河南日报》邓总都遗憾地答复:

  “还没回来,再等等,一有确切消息,我就通知你。”既来之,则安之。我与熊能索性在新乡县多呆几天,尽可能多采访一些曾与刘源共过事的人。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新乡县常委兼农经委主任,时任县政协副主席的炎光亮告诉我们:“刘源当年在山西插队落户的老乡来找刘源,这几天正在新乡,还没走。”这使我和熊能喜出望外,立马动身找上门去。

  这位来自山西雁北山阴县白坊村的青年叫边利民,是个淳朴老实的庄稼汉,从他嘴里我们采访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素材。

  1966年的中国,一夜之间全变了,共和国主席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于是,他的孩子也成了“头号黑崽子”……

  1968年冬,刘源从监狱里出来即被中央办公厅派人押送到雁北的白坊村。门前是太行山,窗后是桑干河。当年朱老总和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总部就在山上;丁玲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在岸边。17岁的刘源穿褪色的蓝棉袄、缀补丁的蓝裤子,来这个偏僻、贫穷的山村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监督劳动改造。同来的还有25名北京知青,负有监视他的神圣使命。20天后,刘源就被揪出来批斗示众。

  刘源绝望了。在他父亲70岁生日那天,中央全会决议宣布:

  “永远把刘少奇开除出党!”永远……?

  连幻想也不复再有的他,反倒变得无所谓了。不就是一条命么,一条贱得不能再贱的命。那次开批斗会把刘源逼急了,他操起一把斧子大喊:

  “谁再敢打我一下,老子砍他脑袋!”

  边利民说:“他不和任何人言语,任何人也不敢与他接近。他每天镢犁把,拉车辕,下地比别人早,收工比别人晚。”

  不久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在地里锄草,村里有个青年把一张条子悄悄塞在刘源手里,上面写着:“我同情你,代表全体贫下中农欢迎你,农村大有作为。”刘源很激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晚他噙着泪水写信向北京的姐妹说了这件事。不料,此信被截,东窗事发。中央专案组派人来揪“为刘少奇鸣冤叫屈的反革命集团”。刘源和那个青年都被戴上高帽子押到镇上游街示众。那青年家被整得倾家荡产还株连九族,在县武装部当部长的大哥也被撤了职,兄弟还被打成“反革命”……

  那时,刘源身无分文,曾去卖血换钱。每天定粮一斤一两棒子面、小米,吃不饱。饿极了,他到山坡上捕田鼠果腹,去地里挖野菜充饥。白坊村的乡亲也穷得揭不开锅,每日的工分才几毛钱,可心里疼着他,在地头村口,常背着人塞给刘源一条红薯一块馍,半夜里来敲窗,邀他同到家里喝碗糊糊汤。

  边利民说:

  “中秋节后不久,刘源想回北京探监看望母亲。队里老乡托我去送他。夜里我从窗洞里塞给刘源五盒烟和一卷大伙凑起来给他买车票的路费钱。后半夜他跑了。第二天县里大追捕,我因知情不报被抓起来关禁闭,闹腾个半死。”

  刘源是最后一个离开白坊村的“北京娃”。他拉车滚到了沟里砸了腰,得了急性肾炎。山沟里缺医少药,他给周总理写了信。周总理临终前几个月亲自批示调他回京治病。

  可他走不了。村里家家排队挂号请他吃饭,谁家漏了都不中一整整20天。

  那天早上,全村百姓都站在村口为刘源送行,这是迷乱疯狂的年代——1975年呐,白坊村农民竞为一个“黑帮子弟”送行!

  30多个小伙子簇拥着他翻山越岭,一直送到火车站。当列车启动时,刘源伏在窗口上泪如泉涌,大喊:“我要回来的!”

  回到北京,刘源在北京起重机厂当铆工。他的师傅周庆河(后应刘源之邀在新乡县当技术顾问)告诉我们:“他默默无闻,埋头苦干,受到大伙好评。两年后,全国恢复高考,他跃跃欲试。有关部门不准——因为他是刘少奇的儿子。走投无路的刘源给邓小平写了信。小平指示:

  ‘让刘源参加高考。’结果他以309分的高分过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录取线,然而北大不敢收,最后是北京师范大学勇敢地录取了他,那时刘少奇的冤案还没有平反昭雪。”

  周庆河说,大学四年,刘源个人的命运色彩又发生了突变。刘少奇同志平反了,转眼,刘源从“最黑的秤砣”变成了“特等高干子弟”。但他对我们工人的感情没变……

  

  听省长程维高谈刘源

  

  我们很想听听河南省省长程维高对刘源的评价,打电话联系,他操着浓重的苏州口音爽快地答应了。程维高原在南京市任市委书记,后调任河南省常务副省长,当时升任省长没多久。2008年程在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任上,因严重违纪问题被开除党籍,撤销正省级职级待遇。但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对刘源的评价应该说是诚恳客观的。

  程维高说,刘源同志来到河南后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为人民群众做了不少好事、实事,尤其在担任郑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建工作期间,因而赢得了群众的好评。他有思路、有闯劲,有年轻干部的特点和优势。程省长说了两件事:

  郑州市纺织系统职工住房十分紧缺,以至两三对夫妻同挤一间集体宿舍,像过原始社会“群居”生活,新华社记者为此发了内参。这引起了程的高度重视,迅速批示,要求郑州市政府抓紧解决。艰巨的任务落在了刘源的肩上。刘源也绝,召集与建房有关的所有部门的负责人带着公章,一起参观纺织厂工人的住房,倾听工人们的呼声。不堪入目的现状,激发了父母官的同情心。不用半天,近百个“衙门”的章全盖齐了,各路当权派都开“绿灯”。刘源又调集最强的工程队,集中兵力施工。每天晚上,办完公事后,他都来工地检查、慰问、鼓劲和“监督”。不到一年,几十幢纺织新村就盖成了。工人们喜气洋洋乔迁新居这天,刘源去祝贺。大伙将他抛起来,发自内心地大喊:“刘源万岁!”

  解放以来,郑州的居民群众一直烧煤球。天然气工程列入郑州市城建规划已经多年,市民们盼“气”心切,可政府换了几届,仍是一张白纸。1985年1月。刘源当选副市长,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春节,李鹏总理登门给王光美同志拜年,刘源趁机递上了报告,一口一声“大哥”。李鹏告诉他,此事需找康世恩审批。他风风火火赶到康世恩府邸,管能源的国务委员知道刘源是为郑州市民谋福利,爽爽快快地批了。中国政府的机构多,管事的部门多。批准用天然气是国家计委的权,而资源都由石油部管。他上国家计委申请用气指标,计委说得先由石油部批条;他去石油部要批条,而石油部却要国家计委先下达指标。刘源像只皮球被踢来踢去,一个上午,他往返来回了三次!国家计委一个处长被感动了,告诉他此事需有康世恩的批条,刘源马上从袋里摸出了批条。处长愕然:他在国家计委工作这么多年,见过的高干子弟多了,没有一个父母的地位比刘少奇高,但这些高干子弟一来就颐指气使,居高临下地拿出条子压人,而刘源却待人谦逊。于是,他主动与石油部联系。

  工程上马了,缺少送气的铁管,刘源驾车去了清昌铁管厂。听说是刘少奇的儿子来求援,厂长开“绿灯”,如数满足;车皮紧张,铁管无法运到工地,刘源直奔沧州火车站,调度室主任见是刘少奇的儿子前来商洽,破例开了“后门”……

  2月25日开工,9月25日送气,第一期工程7个月竣工,30万户居民受益,郑州的百姓都说:“像刘源这样的高干子弟当市长,中!”

  

  在刘源家“守株待兔”

  

  在河南呆了近20天,终于得到了刘源从北京回郑州的确切时间,我和熊能决定上刘源家“守株待兔”。刘源与我同岁,属“兔”。

  这是一套三室一厅的工房,装修很简单。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在家,桌上摆着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和孩子们的合影。我心里在想,少奇同志没能见到自己的孙子,而我见到了。刘源的妻子是杭州人,长得秀气文静,是部队的医务工作者。她对客人彬彬有礼,但不主动说话。从上午8点一直坐到中午时分,我们在等“兔子”。

  “我回来了!”听到纯正的京腔,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我知道是刘源进屋了。他长得酷似刘少奇,也是多自发,见家里坐着两个不速之客,一愣:

  “你们是……”

  “我们是《解放日报》记者,”我马上自我介绍,“想采访你。”

  “不行,我不接受记者采访。”刘源一口回绝。

  熊能接着说:

  “我们在郑州已经等你等了半个多月了。”

  我补充道:

  “我们千里迢迢从上海来到河南,你不看僧面看佛面,请你无论如何……”

  刘源仍然态度坚决:

  “我母亲关照我,不接受任何新闻单位的采访,请谅解。”

  如何说服他呢?急中生智,我想到了一计,便对刘源说:

  “这么多天我们在河南也没白呆,采访了许多人,包括你在白坊村插队落户的老乡边利民,在北京起重机厂的师傅周庆河,包括省长程维高和刘庄大队的史来贺等等,掌握了许多素材。”

  我停顿一下,继续说:“其实,不采访你,就凭手头已经掌握的材料,我们完全可以写了。坦率地说,之所以要采访你,只是想核实有关的细节,并且想征求你的意见,哪些内容不要写,比如你与第一个妻子离婚的事……”

  “什么?你们连这个事都知道啦,不能写,不能写。”刘源的神色显得有点吃惊。

  我故意激他:

  “你与第一个妻子离婚的事,我们觉得写出来倒是挺好的。”刘源的第一个妻子是海军高级将领的女儿,与刘源恋爱时,刘少奇还戴着“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刘源大学毕业下乡到河南,她去美国留学。她专程回国来到七里营登记与刘源结婚,新婚洞房就是12平方米的单人宿舍。将军的女儿学成之后留在了美国,考虑到总不能长期过“牛郎织女”的生活,妻子几次动员丈夫赴美定居。而刘源说:

  “我是共和国前国家主席的儿子,我不能去国外当寓公,我的事业在祖国。”

  一个已经在大洋彼岸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生活环境,一个认定自己的前途与共和国不能分离。不能两全其美,面对现实,这对有情人理智地、友好地分了手。所以,我对刘源说:

  “客观反映,不会损害你的形象。”

  刘源着急了,连连摆手:“这真的不能写,如果写了发表出来会伤害她。”

  我说:“你不接受我们采访,我们怎么知道你的意见呢?”这话说到了他心里。

  他沉思了良久,抬起头,说:“好吧,那我就破例一回。不过,下午省政府有个会,咱们晚上7点到我办公室谈。你们住哪?我派车来接,说定了。”

  走出刘家,我和熊能相互拍头,大笑:“成功了!”

  

  “我要为人民还情”

  

  “为什么要写我?”刘源问。

  “你是个新闻人物。”我们答。

  “但不是宣传典型吧。和我同样干工作的同志多的是,把我选上副省长,那主要是看我父亲的面子,写了这事叫人怎么学?”刘源坦率直言,“再说,写我这个高干子弟,你们不怕别人说啥?”

  “咱就冲你这个高干子弟来的!”我们干脆亮底。

  “痛快!”刘源说,“你们问啥,我就答啥,一点也不隐瞒,够朋友了吧?”

  我说:

  “咱们是同龄人,又都经过‘文化大革命’,会有许多共同语言的,彼此都能理解。”

  刘源说:“你还与我同岁哩,谁大啊?”

  气氛很快就融洽了,我们转入了正题,刘源侃侃而谈,我迅速做笔记……

  命运赋予刘源三十八载春秋变幻的色彩。他曾随周总理、陈毅外长去机场向国宾献鲜花,曾陪父亲在紫光阁接待胡志明主席,曾请朱老总、康妈妈品评创作的国画……在中南海,他学会了骑马、驾车、射击。世界,在他眼里只有阳光、鲜花……可是,一夜之间,全变了,他成了中国“头号黑崽子”。

  “怎么说呢,回忆起当时,我仇恨周围的一切。”刘源说,“如果谁曾每天在谩骂的夹道中穿行,谁曾目睹有人把点燃的鞭炮塞在才7岁的小妹嘴里,谁曾目睹自己的双亲站在独腿的桌上被人揪斗,谁曾目睹自己的父母被造反派揪着头发在拳打脚踢之中握手诀别……那么,也许能够理解我的心情。”

  刘源说当时的他像一条狼,孤零零站在角落里,充满敌意的目光对视着充满敌意的世界。

  提起白坊村,他动情地说:“要是没有乡亲们护着也许我活不到今天!农村是我再生的一段啊……”

  提起大学生涯,刘源感慨不已:“最难忘的是1980年学校竞选区人大代表。有同学推荐我,没想到平地起波澜,大幅标语刷遍全校——‘我们要草民,不要贵族!’尽管我得票最高,但终因未过半数,代表名额作废。就因为我是高干子弟?经过一年多思索,我明白了,我身边有一道无形的墙,我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

  提起在河南工作取得的成就,他坦言:

  “我承认这是我的优势,所以一些别人难办的事我办妥了。不过没有我这个齿轮照样转,我起的只是润滑油的作用。”

  “你现在想什么?”

  “大伙错爱了我。”历史系毕业的刘源引经据典搬历史,“中国历来多‘后传’,忠臣的后代一定要有好报才皆大欢喜。”

  沉默了半晌,刘源动情地说: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作为一个人,实在太渺小了。人生的价值,正在于所创造的奉献中,在于对整个世界的贡献。只有通过这些业绩,人才能把自己完全与美丽的山河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融为一体,变得那样永恒和伟大。”

  这也许是他的人生感悟。

  应我的请求,刘源在我的采访本上题写了“坚持务实传统,反应群众心声”。

  这一谈,一直谈到天快亮,刘源开车送我们回到招待所。

  回到上海,我和熊能撰写了长篇通讯《他给人民还情——记刘少奇之子刘源》,发表在1988年7月8日的《解放日报·特稿专稿》上。

  这是全国第一篇关于刘少奇之子、担任河南省副省长的刘源的长篇通讯,也是我和熊能在中原大地历经20多天艰苦采访的心血结晶!我深感,一个记者如果没有锲而不舍的精神,没有吃苦耐劳的品质,没有左右逢源的公关手段。是难以采访到独家新闻的。

  刘少奇之子刘源:在特殊环境下成长

  余玮

  一波三折的高考

  

  1977年7月,邓小平正式复出,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党政军领导职务。之后,邓小平自告奋勇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

  不久,高等学校招生会在北京召开。由于“左”的思想还束缚着许多人的头脑,因此会议争论十分激烈。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现在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样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否可以恢复考试?政治审查中如何克服唯成分论的影响,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与择优录取的关系?

  对于上述问题,主持会议的原教育部主要领导人总也不表态,致使会期一延再延。终于,邓小平发了脾气,警告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对教育部送审稿上关于招收新生的政治审查条件,他认为“太繁琐”,这一段全部被他划掉,他又重新起草了一段。招生文件上关于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基本上是邓小平写的。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当年8月21日清晨,北京长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头条新闻:恢复高考。

  很快,北京起重机厂召开正式会议传达相关文件,报考条件就张贴在车间的墙上。刘源经过仔细研读,发现报名的政审条件中不涉及出身,只说了本人不能有历史问题、政治问题。他决定报考,但内心深处对会不会被允许参加考试仍然非常怀疑。毕竟,他的父亲刘少奇头上,还压着“全国最大走资派”的帽子。

  报名后,刘源开始认真准备高考,且苦苦等待准考证。可不久,他却得知自己的报名被厂组织部门退回,理由是“超龄”。那年,刘源26岁,而据非正式的传达里有“最好25岁以下”一说。刘源不服气,因为自己初二辍学,是“老三届”的初中生,而高考对“老三届”的高中生都是放开的,“他们的年龄肯定比我大”。

  日后,刘源分析道:“当年高考报名,也不能说我本人有什么问题,就说我年龄不行。当时的环境中,不让我考,不会犯错误,让我考,就可能冒风险。”

  于是,当时以刘源的年龄划线,厂子里9个年龄大过他的工友一律被卡下。一气之下,刘源给邓小平写了封信。今天,刘源仍然能很清晰地复述信的内容:“我管他叫小平叔叔,开头就自报家门,说我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我这几年从农村又到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很高兴,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何况你这个招生简章并没有这么讲。让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怨……”

  刘源记得,信不长,就一页纸,用钢笔书写工整,在信封上写着“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然后贴了4分钱邮票,在自己的住处北京永安里附近随便找了一个邮筒投了进去。

  信是寄走了,但到底有没有结果,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刘源心里没有底。10余天后,来了回音。刘源和9个情况相近的工友,全部被放行。

  邓小平的批复,刘源至今没见过,“具体怎么批的不知道”,只知道邓小平批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吴德转批给北京市负责高招的同志,最后由厂里教育处通知刘源,说是可以报考了。

  报考的时候,刘源认真地填了政审表。父亲一栏填“刘少奇”,母亲一栏填“王光美”,本人成份一栏填“工人”,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一概填了一个“众所周知”。

  刘源他们拿到的,是当年北京市高考考场里最后10个考号。当时,离高考举行,仅余一个星期。他记得,当年每个考场是40人,而自己所在的最后一个考场显得相当空荡,只坐了不到20个考生,其中10名来自北京起重机厂。刘源他们中的7位,后来成为幸运的七七级大学生。

  高考过后是招生。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周兴旺当时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招生。他住的房间里,床上摊满档案袋。他所能接触到的档案,都是经北京市高招办筛选过的。高招办当时掌握着一份20个典型“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单,都是被打倒的中央一级领导人的子女。高招办领导让周兴旺在刘源和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这两份档案中选一份。周兴旺想:那就选个“大”的吧。

  于是,周兴旺拿了刘源这一份。尽管档案就几页纸,但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周兴旺清楚,自己不能做主,必须带回学校汇报。因为怕丢失,这份档案就在他家防震棚里架高的双人床上过了一夜。

  录取还是不录取考生刘源的问题,一直报到当时师院的领导机构“北京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并为此专门开会研究。革委会副主任崔耀先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讨论会上,他拿着刘源的档案,说,这个学生在农村插过队,是因为肝炎被退回北京养病的。这个身体呀,能过关吗?得让他去医院复查。身体行的话,没有理由不让他上吧?

  为此,一个可能被上升到政治层面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此降到了一个很普通的、可度量也能执行的标准上,即政治问题变成了体质问题。不久,刘源去崇文门内旅馆,找周兴旺老师体检。

  周兴旺带着刘源去了同仁医院。这是一场只有一个学生的特殊体检。直到此时,刘源开始相信,上大学真的“可能有戏”。

  1978年初的一天,刘源终于收到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他有些激动。此时,距离父亲刘少奇辞世已近10年,母亲王光美还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刘源清楚地记得,3月8日,自己正式入学。

  怀着对失去青春岁月的强烈补偿心理,带着10年动乱中留下的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无数疑问,刘源在中外历史中忘情徜徉。同学们待他平等、友好,他的身心感受到了一种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平静。

  1978年,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一场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变革的开始;而对于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后人们而言,则意味着一场持续10余年噩梦的终结。这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年12月22日,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王光美被释放出狱,随后彻底平反。

  见到母亲王光美时,刘源的眼圈红了:母亲脸色苍白,眼角已经布上细细的皱纹,那曾经黑得像墨玉一样的头发已经失去光泽,几丝白发刺目地显露出来。

  在和邓小平的一次会面中,王光美提及了儿子要求参加高考的信和邓的亲自批复。邓小平微微一笑,没有作答。

  其实,当年刘源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才是北师院历史系。考试结果虽然超过了第一志愿的录取线,但北大当时不敢招收这个身份特殊的学生。刘少奇被平反后,北大曾经派一位老师专程找到刘源,问他:“你还想上北大吗?这是你原来报考的大学。”那位老师话说得很真诚:“当时没收,确实不对,现在也许可以补救一下吧。原来你报的哲学,现在上的历史,你愿意上哲学还是历史?”

  刘源没有选择转校。对北京师范学院,他心怀感激。

  

  母亲力促向“再生父母”报恩还情

  

  2006年10月13日凌晨3时左右,作为20世纪中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女性之一,王光美走完了地跌宕起伏、悲喜坎坷的一生。在北京革命烈士公墓纪念馆举行的王光美遗体告别仪式,最后几乎成了哭别仪式。当前来送别的人们看到他们爱戴敬仰的王光美老人安详如昔、安卧在鲜花丛中时,都忍不住流下了难过与不舍的泪水,亲朋好友们更是泣不成声。从小就坚强地面对大风大浪的刘源,此时此刻凝视着党旗披身的母亲,也忍不住泪流满面,迟迟不愿与母亲做最后诀别。

  最后,刘源还是克制住自己的悲痛,向母亲深深敬了一个军礼后,缓缓捧起母亲遗像,走出告别厅。众儿女含泪目送载着母亲灵柩的灵车缓缓离去,心里默默喊道:“妈妈,您永远与我们在一起!”

  刘源说,母亲身上几乎具备了东方女性所有的传统美德。不论以什么身份出现,她总是力求做到最好。在她为国家元首夫人时,她默默地尽心辅助和照顾父亲;在风暴袭来时,她勇敢地站在父亲前面,承受着狂涛般的侮辱诽谤,无怨无悔;在经历12年单人牢房囚禁、身心遭受极大摧残时,她从不动摇对父亲、对人民的信任;在晚年,在几乎已经不属于她的时代,她仍然以病弱之躯为中国贫困母亲们奔走呼吁…… “作为母亲,她从不对孩子发脾气,但却很有原则,从不放松要求。在我年纪尚小还不能当兵的时候,每到假期里,母亲就会让父亲叫我去和哨兵一起站岗,学习解放军吃苦耐劳、严守纪律的作风。”

  刘源记得,1982年自己大学毕业临近时,正值而立之年,在生命中有一半是在大起大落的境遇中度过的他,开始认真地思考毕业后去向,实际也是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当时是母亲给予自己以极大的理解与支持。

  学校表示可以照顾他留在北京,教授们也愿意收他为研究生继续深造,出国留学也不成问题,给领导同志当秘书也是触手可及的事。刘源却都婉言谢绝了,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干一番事业。他想得更多的,是黄土地上的人们,是仍然贫困的农民。

  父亲的教导犹在耳畔,白坊村农民的贫困生活和动人心魄的送别情景历历在目。他下决心兑现诺言,重返农村,到中国的最基层去,向农民还情还愿,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做些事情。

  最后,他主动要求到河南农村工作,他要到父亲曾经战斗、蒙难过的地方去,在父亲身边工作,他会更有力量。作为儿子,他也希望以此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刘源在后来给中学老师的一封信中,这样叙述着他当时的动机和想法:“在大学的4年里,我经历了所谓‘个人命运’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最黑的’变为‘中国头号高干子弟’(都是别人的话),而我的精神上也经历了一段极为剧烈的痛苦时期。我冲出逆境之时,才发现在我和周围人们之间隔了一道无形的墙,我曾努力去推倒这墙,可是自己的力量那么微小、单薄,过去许多事情上也失去了群众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我曾努力去做,证明我同大家没什么两样,是个极普通的人,但枉然。……经过近1年的思索,我明白了,我不能强求任何人理解我,只能以自己的行动来赢得人民的信任,以几年、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来拆除那道墙。”

  主意一定,刘源如释重负,可一看到正沉浸在天伦之乐和平反喜悦之中的母亲,心又猛地痛缩起来。母亲被关押在单人监狱之中苦度12个春秋,现在多么需要亲人的陪伴和安抚,再一次离她而去,未免太残酷了……

  母亲感到了儿子的不安,在他终于道出全部原委之后,王光美表现出超人的理智和冷静,极力支持刘源实现志向,力促孩子向再生父母报恩还情,甚至找到了北京市领导,为他能出北京到农村而“说情”。王光美从不为自己和家人的利益讲什么话,而对走这一次罕见的“后门”是无悔的。

  1982年,刘源只身一人来到了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那时,基层刚为许多老干部落实政策,许多同志才复职,刘源在公社党委、管委17个正副书记主任中,当了个“忝陪末座”的副主任,先是包一个大队分管一个区,后又分管社队企业。

  刘源的从政经验在公社副主任这个位置上积累起来的。早年的插队生活培养了刘源跟基层群众打交道的习惯。

  刚开始,人们不知道这个北京分来的大学生是什么人,公社领导又多,谁也没有注意到他这个“第17把手”。后来,当人们知道了新来的刘主任就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后,眼光和表情立刻变得复杂起来,以各种不同的心理打量着他。不过,人们渐渐感觉到他的正直、务实,便一致竖起大拇指来。

  1983年4月,经新乡县人大常委会讨论,全票选举刘源担任副县长,主抓全县的多种经营和工业。一年以后,正逢干部队伍“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由于成绩显著,他又被县人代会全票选举为县长。

  1985年初,刘源调任郑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建、计划、工交。当时,市里正在争取天然气工程立项,工作难度很大。上任伊始,市长就把这块“硬骨头”交给了他。

  回忆在北京跑项目的那些日子,用刘源自己的话来说,就像个“上访户”。凭着为人民造福的愿望,利用在北京人际关系熟的条件,他在国家计委和石油部之间穿梭似的来回跑。一年后,当地群众翘首以盼的天然气终于引到了郑州,市民结束了用煤火烧饭的年代。当诸事就绪后,刘源本来就十分单薄的身体又瘦了一圈。

  在郑州,被人们传为美谈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刘源让他们住上了新房。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郑州市人均住房面积由原来的3。3平方米提高到6。3平方米!这个数字对于当时市区拥有80多万居民的郑州来说,的确不是个小事情。在旧城改造期间拆旧民房时,群众一时不理解,曾纷纷围住刘源评理。一人难辩众口,他开车就跑,大家都在背后取笑他。然而1年后,当这些评理者搬进新居时,便不再笑他,而是炫耀地对别人说:“我还跟刘市长说过话呢!”

  

  从副省长到解放军上将

  

  有人说他是“坐飞机”上来的,但是新乡县、郑州市,从领导到炊事员都说他是“扛大个、卖苦力”上来的。在郑州市副市长任上,青工楼、火车站广场、旧城改造……刘源干了一件又一件实事。有目共睹的实绩,使刘源在老百姓中获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1988年1月,河南省七届人代会爆出一条轰动全国的大新闻:36岁的刘源经人民代表直接提名为候选人,并当选为副省长。100多名代表在推荐理由中说:“我们推荐刘源为候选人,并不是因为他是刘少奇同志的儿子,而是因为他谦虚谨慎,工作敢想敢干而又任劳任怨,有突出的政绩。”

  刘源不会忘记那一天,河南人民大会堂里掌声四起,从代表席到主席台的6级台阶,他两步跳了上去,向台下800多名代表,也向全省人民表示感谢。此时,台下再次爆发雷鸣般的掌声。

  此时的刘源百感交集,泪眼模糊,耳边又响起父亲语重心长的话语:“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不容易的。”

  当时,他分管的是工业、交通和安全工作。上任后的第一项差事,就是星夜赴三门峡,处理死亡40多人的特大翻车事故。几年里,哪里遭了灾,他就马不停蹄地赶到哪里;哪里出了事故,他很快就出现在现场。灾民的窝棚里,总有他忙碌的身影;医院伤病员眼前,总有他充满同情的面容。

  河南是个农业大省,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为了让河南的工业交通有个较快的发展,他简直是玩命地工作,就连他年轻的秘书和司机都常常感到招架不住。人们都说老百姓办事难,其实省长们办事也并非都那么容易。就说这跑项目跑资金的事,几乎件件都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刘源后来自己也调侃说:“有时碰到那些关键人物,我这个省长也像个孙子似的,不过好在咱们一来年轻,二来又不是给自己办事,当当孙子也不觉得丢人!”

  在担任副省长的4年半中,刘源领导建设了多座大型电厂和全国最大的50万伏直流超高压变电站,使全省电力装机容量翻了近一番;全国投资最大的制药厂中原药厂等几家药企的兴建,使全省医药产值跃居全国先进行列;利用外资引进电话设备,使全省程控电话增加了五六倍;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三套设备之一的中原化肥厂的投产,为农民解决了急需的尿素供应问题;还有全国最大的周口味精厂、安阳玻壳厂以及黄河上的5座公路桥等等。每一项工程中,都倾注了他的心血和汗水。

  在一个拥有8800万人口的大省担任副省长,他十分清楚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4年半的时间里,他丝毫也不敢懈怠。不论环境如何,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总是全力推进各项改革。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党政领导“一肩挑”等重大问题上的举措,河南在全国都是搞得较早较好的,多次受到国家体改委的肯定。

  有人说,刘源是借着父亲的名气才得到重用和提升的,好像他是个离了父亲就干不了事的人。的确,刘源的身份是特殊一些,对此,他说过:“我们这种出身的人,干好事干坏事都有条件,并且特别引人注目。人们在想像中和传说中,又给我们涂油抹彩,附加了很多的东西。做一点好事,要夸大一些,做了什么坏事,都会立刻满城风雨,传来传去,就变了样子。现在大家都反对特权,我也反对。如果说我是在利用特权,我只能保证:我只用它为人民做好事,决不用它做坏事,不用它谋私利!”

  1992年,刘源调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后任政委,由此进入军界。同年晋升武警少将警衔。1998年,刘源任武警总部副政委。2000年晋升武警中将警衔。2002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

  刘源出任总后勤部副政委期间,适逢中国军队第十次大裁军:在“九五”期间裁减军队员额50万的基础上,2005年前我军再裁减员额20万,主要目的是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刘源亲历了此次裁军,并参与了裁减人数最为集中的总后系统4所院校向地方整体移交的工作。关于这次移交对于军队的意义,刘源形容为“剪掉尾巴,轻装上阵”。刘源说,院校移交以后,军费的使用将更有效率,“原来买CT机的钱,现在可以用来买飞机了”。而人员的转移,又达到了精兵简政的目的。与此同时,对于院校来说,也可以实现从军到民、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这项移交工作顺利完成,受到了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

  2005年12月,刘源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2009年晋升为上将军衔。

  军事科学院作为中国重要的军事思想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创新军事理论、发展军事科学、服务军事实践为使命,推出了大批高质量的军事科研成果,培养造就了大批高素质的军事科研人才,形成了特色鲜明、门类齐全、内容完整的军事学科体系,成绩斐然。身为军科政治委员,刘源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他曾带领军事科学院课题组,赴西北战区进行调研,组织上马一批重大研究课题,在战略理论、作战理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等研究领域实施原创性突破,为推动军队的改革和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决策咨询。

  刘源十分重视军事科研人才队伍建设,表示要培养造就一批理想信念坚定、理论功底扎实、综合素质过硬、治学作风严谨的高素质军事科研人才,为繁荣和发展军事科学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努力推动军事科研工作又好又快发展。“要探索遵循军事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按照创新学科框架体系和基础理论,巩固传统学科、发展新兴学科、扶植交叉学科、拓展军事理论研究的路子,从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理论、信息化作战理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外国军事理论、军事历史理论、军事运筹与作战实验理论等方面推进军事科学体系建设。”

  有人说,作为一名军人,刘源似乎缺少一点威严。的确,那身缀着上将军衔的制服,依然掩不住他的谦和本色。他总是说,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也是普通一兵,不论在哪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为中国老百姓多做点事情——父亲具有崇高的政治品质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是我学习和继承的典范。

  刘源:人生沧浪多历练

  余丽

  2009年7月20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了晋升上将军衔仪式。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高级军官有:副总参谋长马晓天、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刘源、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张海阳

  这三人均为名门之后。马晓天的父亲是解放军政治学院原教育长马载尧,岳父为中央军委纪委原副书记张少华;刘源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其母王光美;张海阳的父亲则是前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父子同为上将,军中罕见。

  三名上将中,刘源以其特殊遭遇尤引人注目,用一句话讲:从上翻到下,又从下翻到上。

  

  中南海里的小“芝麻酱”

  

  刘源出生于1951年。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全国人民都向往的北京中南海度过的。直到1967年9月13日,他和刘平平、刘亭亭两姊妹连同简单的行李卷,被抛上一辆卡车,赶出中南海,刘源生命中的头16个年头,绝大多数回忆都是美好的。

  刘源记得他4岁时,在中南海被封“芝麻酱”的小故事。

  生于军帐、长在兵营的刘源,从小就向往着当兵。彼时中南海,小源源傻憨憨的样子很惹人喜爱,于是“今天一个叔叔刻把枪,明天另一个叔叔做柄刀”,他就整天冲呀杀呀满院子疯。

  那是1955年中国军队第一次受衔后的一天,有人给小源源画了一幅肩章,然后用别针钉在肩膀上,“我那个得意劲儿就别提了”。这情景被正好路过的杨尚昆看见,就拉着刘源的手来到怀仁堂门前正说话的朱德、彭德怀、陈毅三位元帅和邓小平中间。杨尚昆大笑:看看咱们未来的将军!“在身经百战的将帅中间,我鼓肚昂头,可以想象,要多牛有多牛!”直到陈毅发现了肩章上的玄机:“嗯?还有字呐——‘芝麻酱’!”顿时一片爽朗的大笑。

  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芝麻酱”成了刘源的雅号,甚至到三年困难时期,刘源进到哪个大灶食堂,大师傅还冷不丁拿出五分钱一小碟的芝麻酱免费供他解馋。

  13岁那年暑假,刘源如愿以偿,进入中南海警卫部队当了一名列兵。以后连续三年的暑假,他都在部队中度过。那时人们看见,中南海有一个面容稚嫩的哨兵,手拿冲锋枪,挺直着身子,一站就是几个钟头。

  刘源在部队里锻炼了三个暑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列兵晋升为上等兵,还获得了“特等射手”和“五好战士”的光荣称号。1966年“文革”刚开始那年。刘源还被选进国旗护卫队,参加国庆阅兵仪式。当他把这些成绩说给父亲刘少奇听时,父亲由衷地高兴。

  中南海的生活被汹涌的文革浪潮卷走,摔碎。一同逝去的,还有昔日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许多年以后,经历了生死离别的刘源见到了李讷,李讷仍像过去那样唤他“小源源”,刘源竞一时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了。又过了许多年,身为郑州市副市长的刘源见到了林彪的女儿林豆豆,仍不由像小时候一样脱口而出:“豆豆姐姐!”

  

  下乡知青

  

  1968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刘源报了名。他后来回忆:“当时,我脑中既无那种响应号召的狂热,也无走向充满艰辛困苦的未知世界的恐惧。可以说,当时我处于一种半麻痹状态,周围的一切对我而言都无所谓,说不定偏远的乡村倒能让我躲开喧嚣狂暴的环境与无法忍受的压力。”就这样,刘源到了风沙弥漫的雁北阴山深处——山西省山阴县白坊村,开始了七年的农村劳作生活。

  这是刘源第一次来到农村,但是他不怕苦。白天卖力干活,晚上只要不开批判会,他就学习到深夜,从马恩列毛著作,到各种文化知识。他还自学了针灸,给农民看病,还帮农民盖房,上梁扣瓦。“刘源身上就是有这么一股倔劲儿,不管再苦再累,他不自暴自弃,他能挺过来。”和刘源相识20多年的刘少奇研究专家、中央文献研究室黄峥研究员如是评价这个时期的刘源。

  此时的刘源,也着实体会到了父亲之前说过的那句话:“将来,你们会明白,中国人民是最可爱的人民。”刘源回忆道:晨光熹微,我们发现单薄的被子上盖着大衣;中秋月下,农民把几个月饼和鸡蛋放在我们手里;一位老红军拍着我们的肩膀说,要是你爸爸的好种,就要活下去,刀搁脖子上也别颤。

  1972年,刘源给毛主席写信,希望见爸爸妈妈。8月16日、17日,中央专案组传达了毛主席的两条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多少年来,我们找爸爸,怀着一线希望拼命找,没料想爸爸已死去三年了。我们没有眼泪,只有切齿的仇恨。”这,是当时孩子们的心境。

  1972年8月18日,几个孩子第一次去监狱看妈妈。王光美神情麻木,腰都直不起来,见到长大了的孩子们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

  此后的许多年,几个孩子访踪追影,多方打听父亲的死因。得知在1969年11月13日深夜,河南开封的一个火葬场接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半夜火化。火化单上,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家属签字处写着:儿子刘源。从“黑帮子女”变成高干子弟

  1975年秋,在周恩来的过问下,刘源作为最后一名北京知识青年离开了白坊村。回到北京后,被安排到北京起重机厂当了一名铆工。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刘源决定报考。但当时,在他的父亲刘少奇头上,还扣着“全国最大走资派”的帽子,刘源的报名以“超龄”为由退回。“实际上就是出身问题,只是不便说”,30年后,刘源分析当年被拦下的原因说。

  一气之下,刘源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当时,邓复出不久,主抓科技和教育。刘源以“小平叔叔,我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为开头,表达了他参加高考的愿望,并说,让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怨。十余天后,来了回音:应准予参加考试。

  1978年初的一天,刘源收到了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此时,距离他的父亲刘少奇辞世,已近十年。他的母亲王光美,还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1979年1月,王光美出狱。有资料称,在和邓小平的一次碰面中,王光美提及儿子要求参加高考的信和邓的亲自批复。邓小平微微笑了一会儿。

  1980年5月,刘少奇平反。此时,刘源的大学生活,已经持续了大约800天。

  随着父亲的平反,刘源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从“黑帮子女”变成了高干子弟。

  后来,刘源回忆说,从上头跌下来的时候,很痛苦,大家都理解都同情,但从下头翻上去的时候,也很痛苦,那种痛苦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

  他说,比如我刚上大学的时候,父亲还没平反,同学们对我都很好。在宿舍里,有的男生晚上打扑克,很吵,我就在床上喊,别吵了,我还要睡觉呢。有时候走路别人向我点头,没看见,也没关系。

  但是父亲平反后,情况就变了,人们对我的看法不一样了。同样你喊一声,别吵了,人家会说,你狂什么狂。你见人不打招呼,人家就说,你小子不认人。这个时候,只好自己调整了:你本来被吵得睡不着想喊一声,但是算了吧,怪讨厌的;走路时特别注意对面来个什么人,先向他点个头。

  大学毕业后,刘源决心重新回到农村去。“我在农村待过7年,是朴实善良的农民在我最艰难最绝望的时候帮助了我,才让我有一个正常人的心理,正常人的一种生存态度,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欠农民的,回农村是我的一个愿望。”

  母亲王光美知道儿子的打算后,也表示理解和支持,还为他下基层做了些安排准备,帮助儿子选择了他父亲曾经战斗过、最后长眠的河南。下基层前,王光美特地带他去拜访当时健在的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彭真等,去聆听他们的嘱咐。

  

  公社第十七把手

  

  1982年,刘源到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乡)报到。到1992年被调走,刘源在河南工作了10年。从公社的第十七把手做起,做到副乡长、副县长、县长,然后当选郑州市副市长,又在36岁那年,在不是候选人的情况下,被人大代表联名推选为副省长,这在全国是首例。

  被选为副省长后,有人叫他上台鞠几个躬,他发现下面很多代表都流泪了。下来以后好多人都说,你爸爸要是在天有灵啊,他看到我们河南老百姓把你给选上了,肯定高兴。“我知道人家是冲着这个来选我的,要不你一介书生,当选副省长,人家流什么泪啊。”

  所以刘源感觉压力特别大,“因为我知道他们把这种重望寄托到我的身上,而我怎么能跟老一辈比呢?我上去很可能干砸了,把老一辈的名声都砸在里头。”他说,只有尽力去干。事实上,刘源干得不错。在他任内,将河南省的工业交通带上了一个新台阶。

  1992年,刘源接到中央命令,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政委。中南海“小源源”孩提时代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这个工作变动也似与邓小平有关。刘源在纪念杨尚昆一文中提到,“1991年,杨爸爸主动对我说,小平叔叔几次讲过军队与地方的干部要互相交流。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不久,中央调我到武警水电部队。”

  走之前,刘源完成了两件心事:一是在他父亲逝世的地方——开封市北土街10号的一所旧银行宅院,立上一块大理石纪念碑,由当时担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亲笔题写了“刘少奇主席逝世处”的碑名;二是联络当年和他一起在山西山阴白坊村插队的20多名知青和部分企业家捐资80万,在村里建立了一所希望小学,王光美亲笔题写了富有深意的“雁杰小学”的校名。

  刘源离开河南那天,怕张扬,只去了七里营公社刘庄村告别,没在郑州市告别。“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许多人还是跑到火车站去了。”

  刘源在军界发展顺畅,1992年被授予少将警衔,8年后晋升中将警衔。2003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中将军衔,2005年任军事科学院政委。

  

  是非后人断

  

  2008年9月,刘源在军事科学院党委会议上与大家谈心,讲了这样一件往事:“四人帮”被判刑后,王光美听说了李讷身患重病、生活几乎不能自理的消息后,不知被一种什么力量驱使,身体仍很虚弱的她却又带着老保姆,经常去李讷家中帮助料理,并把李讷七八岁的儿子小芝芝带出去玩。“正是江青要杀掉的人,二十多年尽力照顾、鼓励江青的子孙。”刘源说。

  刘源也很注意使刘家与毛家保持很好的关系。几年前有报道说,王光美主动把李讷、李敏、孔东梅,包括王效芝和刘家的几个子女召集在—起,吃饭、聊天。“其实,这个事情的主导是刘源。”

  2008年刘少奇诞辰110周年,各地都有一些纪念活动,其中一些活动刘源邀请了李讷的儿子王效芝和朱老总的孙子朱和平一起参加。“他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保持了很好的关系。”黄峥说。

  多年来,刘源写了大量关于父亲的文章,很多都是试图解答少年时代的困惑:这些难以置信的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在较近的一篇《我的父亲刘少奇》中,刘源说,在中国现代史中,有说不尽的毛泽东,就有说不完的刘少奇。他将两人共同演出的历史大戏归结为三幕:第一幕是“政治大革命”,即共产党夺取政权,改造社会,毛刘亲密无间。第二幕是“经济大革命”,即大跃进,毛刘分歧。第三幕是“文化大革命”,毛刘分裂,革命一败涂地。

  刘源说,毛泽东的悲剧,缘于不能纠正错误;刘少奇的悲剧,来自不怕坚持真理。这一幕,随毛刘共同的大悲剧而告终。

  文中,刘源也整理了父亲的错误:我认为,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有两件,都是经长期逐渐积累造成的。第一件就是“大跃进”,以及之后三年的调整不力。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从一开始就“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很快又开始抵制,但收效甚微。

  刘源说,刘少奇为他的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被自己塑造的神坛轧死,其痛苦远远超出任何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为此,人民和历史可以体谅他了。”

  新晋上将刘源

  欧阳海燕

  中央军委7月20日在北京举行了晋升上将军衔仪式。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高级军官中,有刘少奇之子、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刘源。

  

  中南海里的小列兵

  

  刘源出生于1951年。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中南海度过的。彼时中南海,他傻憨憨的样子很惹人喜爱。

  13岁那年暑假,刘源如愿以偿,进入中南海警卫部队当了一名列兵。刘源在部队里锻炼了三个暑假,由列兵晋升为上等兵,还获得了“特等射手”和“五好战士”的光荣称号。1966年“文革”开始那年,刘源还被选进国旗护卫队,参加国庆阅兵仪式。当他把这些成绩说给父亲刘少奇听时,父亲由衷地高兴。

  

  下多知青

  

  1967年9月,刘源和刘平平、刘亭亭被赶出了中南海。1968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刘源报了名。他后来回忆:“当时,我脑中既无响应号召的狂热,也无走向充满艰辛困苦的未知世界的恐惧。可以说,当时我处于一种半麻痹状态,周围的一切对我都无所谓,说不定偏远的乡村倒能让我躲开喧嚣狂暴的环境与无法忍受的压力。”就这样,刘源到了山西省山阴县白坊村,开始了7年的农村劳作生活。

  这是刘源第一次来到农村,但是他不怕苦。白天卖力干活,晚上只要不开批判会,他就学习到深夜,从马恩列毛著作,到各种文化知识。他自学了针灸,给农民看病,还帮农民盖房,上梁扣瓦。“刘源身上就是有这么一股倔劲儿,不管再苦再累,他不自暴自弃,他能挺过来。”和刘源相识20多年的刘少奇研究专家、中央文献研究室黄峥研究员如是评价。

  1972年,刘源他们给毛主席写信,希望见爸爸妈妈。8月16日、17日,中央专案组传达了毛主席的两条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多少年来,我们找爸爸,怀着一线希望拼命找,没料想爸爸已死去3年了。我们没有眼泪,只有切齿的仇恨。”这,是当时刘少奇孩子们的心境。

  

  从“黑帮子女”变成高干子弟

  

  1975年秋,在周恩来的过问下,刘源作为最后一名北京知识青年离开了白坊村。回到北京后,被安排到北京起重机厂当了一名铆工。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刘源的报名以“超龄”为由被退回。“实际上就是出身问题,只是不便说。”一气之下,刘源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当时,邓复出不久,主抓科技和教育。刘源在信中表达了他参加高考的愿望。十余天后,来了回音:应准予参加考试。1978年初的一天,刘源收到了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

  随着父亲的平反,刘源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从“黑帮子女”变成了高干子弟。后来,刘源在接受采访时说,从上头跌下来的时候,很痛苦,大家都理解都同情,但从下头翻上去的时候,也很痛苦,那种痛苦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

  他说,比如我刚上大学的时候,父亲还没平反,同学们对我都很好。但是父亲平反后,情况就变了,人们对我的看法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只好自己调整了。

  大学毕业后,刘源决心重新回到农村去。“我在农村待过7年,是朴实善良的农民在我最艰难最绝望的时候帮助了我,才让我有一个正常人的心理、正常人的生存态度,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欠农民的,回农村是我的一个愿望。”

  

  从公社第十七把手做起

  

  1982年,刘源到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乡)报到。从公社的第十七把手做起,做到副乡长、副县长、县长,然后当选郑州市副市长。又在36岁那年,在不是候选人的情况下,被人大代表联名推举为副省长。这在全国是首例。他说,只有尽力去干。事实上,刘源干得不错。在他任内,将河南省的工业交通带上了一个新台阶。

  1992年,刘源接到中央命令,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政委。这个工作变动也似与邓小平有关。刘源在纪念杨尚昆一文中提到,“1991年,杨爸爸主动对我说,小平叔叔几次讲过军队与地方的干部要互相交流。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不久,中央调我到武警水电部队。”

  走之前,刘源完成了两件心事:一是在他父亲逝世的地方——开封市北土街10号的一所旧银行宅院,立上一块大理石纪念碑,由当时担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亲笔题写了“刘少奇主席逝世处”的碑铭;二是联络当年和他一起在山西插队的20多名知青和部分企业家,捐资80万,在村里建立了一所希望小学,王光美亲笔题写了富有深意的“雁杰小学”的校名。

  刘源在军界发展顺畅。1992年被授予少将警衔,8年后晋升中将警衔。2003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中将军衔。2005年任军事科学院政委。

  

  是非后人断

  

  去年9月,刘源在军事科学院党委会议上与大家谈心,讲了这样一件往事:“四人帮”被判刑后,王光美听说了李讷身患重病、生活几乎不能自理的消息,不知被一种什么力量驱使,身体仍很虚弱的她却又带着老保姆,经常去李讷家中帮助料理,并把李讷七八岁的儿子小芝芝带出去玩。黄峥说,刘源很注意使刘家与毛家保持很好的关系。几年前有报道说,王光美主动把毛家的人,和刘家的几个子女召集在一起,吃饭、聊天。“其实,这个事情的主导是刘源。”

  2008年刘少奇诞辰1 10周年,各地都有一些纪念活动,其中一些活动刘源邀请了李讷的儿子王效芝和朱德的孙子朱和平一起参加。“他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保持了很好的关系。”黄峥说。

  多年来,刘源写了大量关于父亲的文章,很多都是试图解答少年时代的困惑:这些难以置信的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在《我的父亲刘少奇》中,刘源说,在中国现代史中,有说不尽的毛泽东,就有说不完的刘少奇。他将两人共同演出的历史大戏归结为三幕:第一幕是“政治大革命”,即共产党夺取政权,改造社会,毛刘亲密无间。第二幕是“经济大革命”,即大跃进,毛刘分歧。第三幕是“文化大革命”,毛刘分裂,革命一败涂地。

  刘源说,毛泽东的悲剧,缘于不能纠正错误,刘少奇的悲剧,来自不怕坚持真理。这一幕,随毛刘共同的大悲剧而告终。

  文中,刘源也整理了父亲的错误:我认为,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有两件,都是经长期逐渐积累造成的。第一件,就是“大跃进”,以及之后3年的调整不力。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从一开始就“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很快又开始抵制,但收效甚微。

  刘源说,刘少奇为他的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被自己塑造的神坛轧死,其痛苦远远超出任何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为此,人民和历史可以原谅他了。”   

  (摘自《新世纪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