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的学习观:访军事科学院政委刘源上将

           来源:西陆新锐解读
  刘少奇的学习观——访军事科学院政委刘源上将

  编者按: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党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撰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对共产党员应该如何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影响了几代共产党人。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学习型政党,为此我们访问了刘源上将,请他说说父亲刘少奇在学习方面的思想和故事,并就当前应如何加强学习的问题谈点看法。

  “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记者:毛主席曾经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请问这句话是毛主席在什么情况下讲的?有什么特珠含义吗?

  刘源:这个说法我也听过,毛主席肯定是这样讲了,而且讲了不止一次。但是在哪一次讲话里讲的,具体怎么讲的,就不是很清楚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还重点批过这个话呢,但是毛主席并没有否认过。毛主席说话有他独特的语言风格,比较随便、洒脱,也比较犀利、尖锐。他有些文人气质,用词文化昧道很浓,如“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是不是说只有彭德怀才敢横刀立马?不是,共产党里这种人多着呢。他只是表扬彭德怀敢打恶仗、能打硬仗,所以不能生搬硬套地去理解。 “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比较押韵,比较顺口,符合毛主席的说话风格。其实,他主要是表扬我父亲思想进步比较快或者常能根据新的实践出新的思想。并非三天不学习,真的就会怎么样。

  我觉得很多时候反而是毛主席学习得快,思维跳跃大,我父亲和其他人紧跟,但老跟不上。说“三天不学习,跟不上毛主席”,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父亲1949年秘密访苏的时候,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说服斯大林,怕苏联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接受不了。当时,苏联老说咱们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帮秀才领导一帮农民,其中有些甚至是地主的子弟。父亲为此写了1万多字的汇报,解释中国革命为什么要走这条道路。最后,斯大林非常难得,连着批了l5个“对”,并且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要说搞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我们是先生,你们是学生,但是你们超过了我们,学生超过了先生,我为这个跟你们喝一杯。父亲说什么也不肯喝这杯酒。但斯大林跑到父亲跟前非得要他喝,所以父亲象征性地喝了点,然后以祝斯大林同志身体健康为名把酒喝完。当时,斯大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表扬是非常高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父亲和其他一些同志都还认为新民主主义符合中国实际、比较成功,毛主席就已经在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了。

  记者: “三天不学习,赶不上5t0少奇”这句话,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但起码说明

  了一个问题,少奇同志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善于学习,进步很快。

  刘源:父亲总是在强调实践在发展,学习要跟上,这是他的一贯态度。他说,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跟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可是中国的实际是什么样子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所以认识也必须随之不断变化,不断发展。而认识要跟上实践的变化,就必须学习。

  认识到党的理论素养准备不足,是父亲强调不断学习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在1941年给宋亮,也就是孙冶方的信中就指出: “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1948年12月14日,他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针对有的同志可能有“我不读马列主义的书不行吗?以前我不读这些书,也当了县委书记、地委书记;我现在不读,也能当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的想法,指出: “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不读书,可不成。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 ⋯因此,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

  父亲根据亲身经历告诉我,他是在不断学习中才慢慢走向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成熟,不断发展起来的。他说:当时去苏俄学习,生活上特别艰苦。但这还是次要的,最大的问题是俄语不大听得懂。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靠同学之间、老师之间辩论来学习。那个时候连词语都非常初级,很多词汇都是由日文翻译过来的。当时学《共产党宣言》扉页上的那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那时候的翻译就是“全世界流浪汉联合起来”。在中国,流浪汉好像是贬义的, “全世界流浪汉联合起来”的表述恐怕不合适,不太符合中国的语言习惯。到底怎么翻译这个词?为此争得脸红脖子粗。由此可见,当初的理论基础何其薄弱与幼稚。

  父亲说:我那几个月就算是取经取回来了,难说到底学到多少知识。但是毕竟受到了革命的熏陶,毕竟有一些革命理论的武装。然而,就那一点理论绝对不足以应付革命,更不用说几十年革命了。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长年累月不断的学习、积累、修正。在那种情况下接触革命的理论,那种隋况下走上革命的道路,你不学习行吗?

  父亲敢于正视错误,通过总结教训来学习。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对于大革命的失败,他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公开发表文章说我们犯了“左”倾错误的。他在1937年2月20日写给张闻天的信中说: “我们关于一九二七年前中国大革命的教训,我都是同意的。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认为在一九二七年前,我们还犯了‘左’倾的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 r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第二个就是三年闲难时期,他勇敢、坦诚地承认错误,这个大家都知道。

  之所以说领袖伟大,共产党伟大、光荣和正确,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并不是说不犯错误,没有失败,而在于不断学习,不断纠正自己的错误,不断追求真理,从而能够在失败中重新站起来,继续走下去。如果共产党不能不断学习,纠正自己的错误,那么不可能开创今天这样大的局面。党中央提出构建学习型政党,实在很重要,很及时。现在是知识爆炸时代,中国又处在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阶段。各行各业的发展是斗转星移、日新月异。枕着成就做美梦,老想当年是不行的。不学习,思想就会落伍,行为就会落后,就容易犯错误。所以,实践在发展,知识要更新,思想要跟上。

  要真正学懂、弄通,抓住最 、最本质的东西

  记者:重视学习是思想和态度问题,但是还有一个学习什么和怎么学习的问题,这方面少奇同志肯定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请您给我们谈谈吧。

  刘源:父亲主要强调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向书本学习,一个是向实践学习,一个是向群众学习。

  对于看书学习,父亲一生都在坚持。他从小就特别爱学习,整天抱着书看。而他在大家庭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邻右舍叫他刘九书柜。少年时,父亲陪洪姓地主家孩子读书。陪读以后,他废寝忘食,学得比地主家的孩子还好。后来姓洪的人家就一直重点资助和培养我父亲。父亲大家庭里排行第六的哥哥,参加过辛亥革命,有些进步思想,带了一些进步书籍回家。父亲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汲取这些新思想。后来父亲在学校学习,又参加了五四运动。他给自己取名刘卫黄,就是保卫黄种人的意思,从小就很有理想与抱负。

  参加革命后,虽然环境险恶,但是只要有时间,父亲总是手不释卷。对于书本和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他的认识很明确。他曾说:有经验是一个长处,但受文化和理论水平的限制,就不能有大的发展,碰到问题有的能处理得好,驾驭得了,有的就不能驾驭,处理不好。没有理论,工作就是盲目、没有前途的。没有理论的人容易被“俘虏”,被人家天花乱坠的话所迷惑。对于向群众和实践学习,父亲尤其重视。他告诉我,向群众学习和向实践学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向实践学习的过程,也是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举例说:毛主席派我去安源煤矿时,我连井都还没下过,煤矿是什么样都还不清楚。罢工起来了,我就当了代表。我连夜要矿工把情况说清楚,他们说,我就听、记。实际上哪是我领导工人,是工人在领导我呀。这就是向群众学习,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学习。革命领袖不是天生的,不是蹦出来就是领袖,他也是在学习中不断成熟起来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群众学习。

  父亲在1957年5月17日接见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应届毕业生代表时指出: “真正的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例如骑脚踏车和游泳,虽然理论上能讲得很清楚,但如果自己没有去实践,还是不会骑,不会游。”

  父亲对学习着重强调两个方面:一个是深入浅出,一个是学以致用。他说:第一个就是要真正学懂、弄通,抓住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然后用最朴实、最通俗易懂的话表述出来。学马列主义应该学原著、原文,而且要反复学,反复看,反复认识,加深理解。第二个就是学以致用,你在致用的过程中加深了自己的理解,也就是向实践学习,反过来再回到书本上,再去总结它。

  老一辈革命家都是在实践工作中,针对群众的现实需要,然后再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方法,思考怎样去结合。所以,毛主席、我父亲、周总理、小平同志等的讲话,虽然各有各的风格,有的旁征博引、风趣幽默,有的简洁实在、开门见山。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明显特点,那就是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点出问题的关键,表明自己的态度,指出解决的方向。

  新四军二师参谋长周骏鸣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一次少奇同志和李先念、陈少敏和我聊天。我问少奇同志,老说对立统一,什么是对立统一啊?当时房子里正好有一副对联,少奇同志就指着对联说,你看这就是对立统一。一个上联,一个下联,它是对立的,它们组合起来,加一个横批,构成完整的对联,这就是统一。他这样一说,这一辈子我就记住了:任何事情都有对立的两个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还是一体的,是不可分的。”

  前不久,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指出:当前,在一些党政机关文件、一些领导干部讲话、一些理论文章中,文风上存在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主要表现为长、空、假。他这个讲话,可谓一针见血指出了问题。现在有些词语,我都看不明白,更别说普通老百姓了。我们必须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抓住事物本质,用群众语言,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说话、写文章做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短、实、新”三个要求。

  最核心、最关键的是坚持信仰

  记者:少奇同志在党员干部学习方面着重提出了党员修养的问题,他当时主要针对什么?起了什么作用?

  刘源:父亲强调修养,主要是告诉党内的同志怎么自我要求、自我修炼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这个方面,毛主席也说过很多,如要整顿党的作风等。但是从个人的品行方面来说,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最系统的,也是比较早的。父亲提出修养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当时,共产党到了延安,面临新的任务和国共重新合作的新形势。要说表现共产党能够接受新事物、为了民族大义能够忍辱负重最明显的,莫过于抛弃恩怨与国民党再次合作,同仇敌忾抵抗日本侵略。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把共产党杀得是血流成河。红军长征后,苏区一个县就被杀了成千上万人。一时间,要求为了民族大义,摘下红五星,换上青天白日徽,抛弃一切历史恩怨,不计前嫌,需要很强的纪律性、很高的理论素养和个人修养。

  另外,当时大批的爱国青年学生不甘当亡国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奔赴延安等共产党的根据地。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锻炼,很多人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学生出身的新党员大量增加,一方面壮大了党的队伍,另一方面也使党的成分和思想状况变得复杂起来。怎样使知识青年尊重广大群众,怎样使贫苦百姓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并打成一片,结合起来,这也是当时需要解决的另外一个大问题。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跨越了国界,在国外产生了影响。古巴的卡斯特罗就要求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翻译成西班牙文,他从六十年代就开始用了。据说现在印度共产党、尼泊尔共产党党员也是人手一本。

  记者:今天,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实践变化特别大,社会发展特别快。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看待共产党员的修养,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修养问题?

  刘源:在新的历史大转变时,党和党员应该怎么转变,新的血液进来后怎么培养,新党员应该怎样严格要求自己,这些都是永恒的话题。随着大量优秀分子不断加入共产党,告诉他们怎么修炼自己,怎么认识党、认识党的事业,怎么坚定信仰,越来越重要。可能越在我们改革开放之中,越在我们蓬勃发展之时,我们的党员就越需要有修养。

  过去面对各种复杂问题,为什么共产党都能解决好呢?因为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是一条心的。再大的问题,只要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是一致的,绝对都能解决。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社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贫富差距问题、住房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医保问题、劳保社保问题,但我相信只要共产党下定决心,站稳立场,得到群众支持,就能解决。不是连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和记者弗里德曼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效率和魄力也赞叹和羡慕不已,提出让美国做一天中国吗?

  共产党没有什么外力可以打倒,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以后中国要出问题就出在共产党内。党自身的问题才是最大的危险。所以我觉得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必须坚持信仰。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坚持信仰尤其重要。如果作为一个党的领导干部连自己的信仰都没有,或者说一套做一套,那怎么领导群众?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信仰都不纯,那说得不好听,你不是骗人吗?

  党员干部的修养,光靠学习也不行,还得有正确的党内斗争。用搞运动的办法搞教育、搞整顿、搞斗争不行,我们吃过很多亏。但是广泛教育、互相监督、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丢了,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们吃了大亏,就把孩子和脏水一块儿泼掉。党内的批评教育是我们共产党可贵的东西,发现问题该处理的就要处理,该批评的就要批评。要发扬党内民主,充分讨论,包括允许争论,不要搞庸俗的团结—致。

  最重要的是心口如一

  记者:你们兄妹在回忆少奇同志时,常讲到他对子女的教育是非常严厉而民主的。你们不仅经受住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并且能很快成才,这应该和少奇同志的教育有一定的关系,您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刘 源:我觉得父亲的教育最重要的是心口如一。他是怎么教的,他也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他要求我们做的,他本人就是标杆。他也深深地疼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他知道怎么去疼,怎么去爱,他绝对不会娇惯你、纵容你。在我的印象里他甚至有些太严厉了。他认为严厉教育是一种疼爱,所以他要求子女必须接受锻炼,学会和人相处。他这种教育是完全自觉的、发自内心的,并没有想到后来会有“文化大革命”。但正是他的严厉教育,帮助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酷环境下熬过来了。

  当然,对于他的严厉我们有时也不能接受,但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 ,有了亲身的体验后,我们深刻理解到他的良苦用心。我们从小参加劳动,我7岁开始就住校了。所以到了农村,虽然比较艰苦,但是我能够接受,而且认为大家都接受的我就必须接受,我应该比他们做得更好。

  父亲对我们的学习,不是唯分数高低来评价。他跟我们这样讲:得5分当然好,谁也不能说5分比2分差。但是你们不一定非要得5分,当然也别得2分,3分可以,4分最好。读书没有必要为了5分就去死记硬背,我对你们的要求也不是让你去考“状元” ,去考“探花” 、“榜眼”,我是让你们怎么当好一个合格的劳动者。你们应该多向群众学习,多向实践学习。你们应该去做工,去多学本事。做工,我也并不是说让你们必须做八级工,但是能够去争取好的,你为什么不向好的方向努力呢?

  他支持孩子全面发展,但是并不鼓励你一定去追求极致。绘画、音乐等只要你有兴趣,他就非常赞成。他更多强调生活中的自理能力,跟大家融合、合作的能力。他反复教育我们怎么和群众相处的道理。他说:人是一种群体动物,你是脱离不了群体的,所以你一定要学会跟群体相处得更好。群体之中大家各有各的性质,怎么可能没碰撞,碰撞了以后你要能容忍,而且一定要经得住委屈和别人的误解。在与他人交往中,你不要老占小便宜,占小便宜的人一定吃大亏。我的哥哥刘允若1955年在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读书时,由于和同学们相处关系不好,要求转学转系。父亲针对他暴露出来的一些思想问题,连续给他写了几封长信,进行批评教育,一再强调与人相处的问题。

  然而, “文化大革命” 时,有些人就反过来说了,批判父亲提倡吃小亏占大便宜。他说:我不是这么说的,我说的是占小便宜的人要吃大亏。我没说你们去吃小亏,弄个大便宜回来。你吃点亏是好事,大家最后都觉得你这个人挺好,很信任你,这就是你得到的最大好处与便宜。“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才彻底理解了这个道理,在最困难的时候不就是人民群众保护了我们吗?记者:少奇同志严格而民主的教育,客观上促进了你们在“文化大革命”后迅速成才,但这肯定离不开你们主观上的奋发努力。您能不能谈谈在那种残酷的环境下,你们是怎样克服困难坚持学习的?

  刘源: “文化大革命” 时,学生没人管,大家都跟着一块儿玩。孩子们都这样,你要让他上学,可能都不怎么愿意去;你要是真不让他上学,那他可能天天趴在学校门口盼望上学。1966年,是我替北京四中几位学长递信要求取消高考的。1 1年以后,我又写信给邓小平同志要求参加高考。越是没有学习机会的时候,越真正向往学习。停了几年没书读,在这中间又挨批挨整的,就渴望知识了。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种逆反心态,主要还是看反书,越不让看什么书越看什么书。我也很认真地看《毛泽东选集》,我下放所在的山西省山阴县白坊村的那些人说你难得啊,还看《毛泽东选集》。老实说,我看《毛泽东选集》有我的目的,就是别人用《毛主席语录》批评我的时候,我得学会怎么用毛泽东思想跟人辩论,为自己辩护。那时候借到一本书很不容易,一般就是借三天,看完了赶紧还。那样的环境下,读书有一种动力,真是如饥似渴啊。当时,别人贬低我们,我憋着一股劲,有强烈的自尊心和自强心,觉得要用实力来反抗,来证明。

  学习党史实在太重要了

  记者: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学习型政党,学习党的历史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学习党史,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您认为应当怎样学习党史呢?

  刘源:历史给人以智慧,给人以启迪,毫无疑问,党史更能这样,所以学习党史实在太重要了。党史中包含有我们的经验、教训、功绩,甚至信仰、理论。这些经验、教训、信仰、理论,是几代共产党人通过艰辛探索,千辛万苦得来的,有些甚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是我们党的一笔巨大精神财富和资政资源,我们必须好好珍惜它、利用它。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要通过考证、研究等努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追求历史的真实。但是对于广大的一般学习者来说,历史永远是现实的,它一旦脱离了现实就没有任何意义。学习党史不是简简单单学习一些历史事件和熟知历史人物,而得跟现实进行对照,着眼于今天和未来,带着问题去学习,去总结成功的经验加以发扬,去探求失败的教训避免重犯。经验与教训是同等重要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教训比经验更可贵。更好地把党史中的经验、教训、感人的事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总结出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你们党史部门,你们《百年潮》肩负的责任真的是很重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