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读张木生》

  本文摘自《人民论坛》2010年第22期,  

  作者:刘源

  原题: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读张木生

  每读木生书文,总要细嚼慢咽、反复品味;放下《我读李零》,依然思绪万千、感慨不尽!

  他再三敦请作序,本是善意高抬,却像蓄意拿我打镲。坚决推辞吧?不恭、不敢、心又不甘;遂其所愿呢?关公门前耍大刀,死定了不说,纯属自残,还活该!为此,我五内焦虑。

  2007年,遵木生嘱,为《超越左右说实话》⑴写了篇千字前言。现将全文挂出凑数,足见我人懒笔拙、才思枯竭。好在,省些笔墨,也方便读者:

  起初,还是杜润生杜老讲的:内地人到西藏工作,最好要与军队建立可靠的联系,不仅为了物质文化和社会安全的需要,更由于在那里,军队有较高的保障效率。我从河南调入的武警水电部队,正巧在西藏承建几座水电站。因此,杜老电令我,护送张木生。

  对张木生,我并不陌生。1965年,在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前三年,他就为理想而到农村插队,是最早用亲身苦行的方式去理论联系实际的人,算最初以独立苦思的方法来探寻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之一。文化革命初期,张木生遐迩闻名,一篇《中国农民问题——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长文,以多种手抄本的形式四处流传。当时,农村“一大二公”,贫穷落后,不少百姓饿饭。他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面对实际,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引发读者的思索,而这倒霉蛋儿自己则背上“小反革命”罪状,付出坐“大牢”的代价。文化革命结束,张木生从内蒙基层回来,参与组建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发动滁县包产到户大调查,参加前几个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一号文件”的起草讨论,以“马列枪法纯熟”著称圈内。我在河南任乡、县长时,受聘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对张木生,本来久仰其名,有机会接触,更是钦慕其才。

  他黄钟,我瓦瓮,杜老不挑不弃,统统划拉到麾下,认作弟子。

  遵师嘱,我引张木生入藏。在拉萨,沟通一圈儿,结识一片;出拉萨,第一站送他到海拔4500米的那曲任地委书记,还未到职,又通知改任林芝地区专员。马不停蹄,我迅即陪张木生赶往八一镇。密切的交往,就始于1993年的那个夏天,两个一心想干点事情的北京人,远在祖国西南边陲,不惧艰苦环境,谈工作,谈学习,谈理论,谈人生,同辇促膝,不舍昼夜,被世上最为壮丽的美景震撼,拼胸中几近极限的耐力抗争……

  两年后,因为种种复杂曲折,张木生挂冠而去,回京接手中国税务杂志社,几年就把一个欠了一屁股债,连买纸钱都拿不出来的杂志,办成全国最大的财经期刊。然而,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张木生坚持共产党员的初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索,一刻也没有停止。

  正可谓,时居庙堂,不愧忠智之士;或处江湖,常怀赤子之情。

  这本小册子,集中了他近年来从财税制度角度对政府行为的探讨。

  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无论说起来有多么复杂,实践起来有多么曲折,为人民服务,为多数人服务,是共产党夺取政权、掌握政权的唯一检验。实践必须脚踏实地!从税务杂志到财税体制,到政府执政为民,他见微知著。

  在北京,我们有的是机会,常扎堆儿神侃。或许是熟不拘礼、憨痴无恭,最简约地概括张木生的观点,我只用两句玩笑话:站稳“义和团立场”,不当亡国奴,不受二茬罪;走定“八国联军道路”,不忘狱中志,不变强国心。在他那里,仿佛并没有要么投靠八国联军,要么选择义和团的“两难”;更没有已是满眼球的酸文腐语、装洋耍酷。

  他呼喊的,是实打实的制度建设,而不是哗众取宠的政治口号。

  他高明的,是超出“新左”、“老右”,越过“主流”、“非主流”。回到老祖宗那里,察起点、定基点;对照新时代这厢,先搞清、再搞定。

  中国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放在哪里,都有丰富多彩的大学问。

  张木生,从青少年时《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联系实际到8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调查研究,从喜马拉雅山麓、雅鲁藏布江畔到《中国税务》杂志社,鼓咙疾呼,直谏不忌触讳;忧国著书,雨过不忘惊雷。

  有官没官,官大官小,共产党员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职工作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探索,一脉相传,矢志不移!

  从《我读……》,追考《……说实话》。“读”为“说”,“读”深为“话”真,“读”得好、就为“说”得“实”。

  “察起点,定基点”,为的是“超越左右”。

  “先搞清,再搞定”,也是本书的主题: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战问

  几年前,一家著名电视台评论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大腕主持人和名嘴嘉宾一唱一和,谴责志愿军残杀美国少爷兵,意思是说中国人太野蛮!这话符合全球化“普世价值”:凡沾上“共党”,都归为“恐怖”。

  现时,太多自封的“和平主义者”反对战争(反共、反恐战除外)!连带着,也就贬低武力,诋毁武士。

  要说反对人类自相残杀,恐怕没有人不赞同。

  特别在中国,先进的真超前,落后的够邪性:某大屠宰场“人道先兵”,猪牛羊先“执行电刑”“安乐死”,再“过刀”放血。如此非暴力,总给人虚头巴脑的感觉;虽不敢苟同,又能说什么呢?然而,再“人道”、“畜道”的地方,或常会深陷“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潜意识,不能自拔;最“反战”、“反暴”的人,或也为衣、食、住、行、抢配偶,打得昏天黑地、鼻青脸肿?

  战争来自人的欲望,人欲不灭,消灭不了战争!

  谁都怕战争、恨战争;可是,谁都逃不脱、躲不开战争。

  由此,结晶出人类最古老、最重要的智慧——战争文化。我绝对无意指责那些调侃战争、游戏战争等艺术形式,既然是大文化嘛,就笃定包罗万象、丰富多彩。

  我只想说,战争和战争中的人,太辉煌!太伟大!太沉痛!太厚重!不容我们所有人不尊重!作为足够成熟的人,需怀有虔敬之心,应秉持膜拜之礼。

  对此,不谙世故,很无奈;不知善恶,很可怕;知恶行善,很不易、很可敬!

  许多人,总不明白:

  “养兵即为战”,天经地义!但兵活着,绝非仅为战。

  军队,专司暴力;但不意味着战士都崇尚暴力。恰恰相反,人命就一条,人心肉长的,出于与生俱来的求生恐死本能,面对血腥残杀,兵的内心,最反暴力。

  因此,全世界的军人不约而同,都自称“崇尚和平”!而中国,自古更有“善士不武”、“乐杀不祥”的哲理,“全胜无斗,大兵无创”的“非战”兵法,享誉全球⑵。

  孙子曰:“兵以利动”;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很简明,战争服务于经济和政治,是低一个层次的“手段”。这没错!但由此想当然地误认军队也是低俗一个档次的“工具”,则大谬!

  战争这个最大的怪物恶魔,凶残强暴,杀人盈野,万事避让。当人的生命、民族存亡、国家兴衰系于旦夕,甚至人类毁灭在即,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等人造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战争,亡国旺族,绝非一般的“手段”!一旦开打,吞噬一切,万端环绕,自身变为中心;

  军队,兴邦灭种,岂可仅视为“工具”?一朝动武,生杀予夺,铁血统治,永远是征服者!

  征服,亦即驯化。“文明”的核心是人对人的驯化,没开始驯化动植物,就已驯化人,从“娃娃抓起”。人类社会走父系这条路,和打仗有关,与战争有不解之缘,在这点上,什么人种都一样。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也不是和平鸽。

  关于战争,似知而又非知的“点”可不少。随意拈来:

  杀人,当然不好;可多数人认为杀坏人尚可。

  进一步,“杀生”也不能说好,一些人反对得厉害,但谁离得开杀生?包括“打了左脸伸右脸”的大主教、持戒吃斋的大和尚,全得治病吃药,杀菌灭毒打虫子;都需吃穿住行,果蔬蚕裘不算生?不杀生,人活不到现在!

  很遗憾,不打仗,就没有人类的今天。

  战争,是有组织的大规模谋杀(敌人),是变着法儿的蓄意打(敌)人。不管科技多发达,武器多智能化,战争中敌对的还是人,打杀的还是人。

  认为“敌”不是“人”,“杀敌”不算“杀人”,西方人最爱矫情:在阿富汗、伊拉克,自己死几千、不得了,杀掉人家几十万、不算数;朝鲜、越南人死了几百万,老美眼睛都不眨;而千万、上亿的印第安人与黑人,被驱逐屠戮,被贩卖虐杀,“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藁⑶”,谁统计?谁心疼?

  据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描述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萨时有句名言:“也许他是狗娘养的,但他是咱们的狗娘养的。”知此,就明白什么叫“同态复仇”了:

  用我的对称、打你的非对称,用我的全接触、打你的非接触,用我不值钱的命换你值钱的命,以命抵命!不再费劲刺王公,就叫妇幼炸平民!飞机撞大楼、路边人肉弹,同样不拿杀敌当杀人,玩儿的就是这心跳;打得新鬼烦冤旧鬼哭,此恨汹汹无绝期!

  不可理喻,千古胜负如赌博;无论善恶,名帅痞子难掂量。见利忘义、避战毁国,图利忘危、求荣得辱;拿破仑也铩羽奔北,本·拉登却得意高歌,谁也别笑话谁。

  大家都承认,兵凶战危,侵略如火。

  道德极差劲、兵法最厉害:用间、暗杀,兵之正法;劫持、收买,战时常例。

  目的极高尚、手段最卑劣:核弹、化武、生物战……坑、蒙、拐、骗、谋、诈、抢,军队作战,无所不用其极,是对生命的大摧残,是对文明的大破坏。

  兵最老实,不骗自己,才不厌诈,乃以诈立!

  很多人或许没注意到,人类文明史,往往由最残酷、最惨烈的战争来划定阶段。

  国家是强力机器,正由暴力铸就;历史写满杀戮血祭,新文明、新文化,往往以战争为起始。

  寓生于死,生死相依。很难解释,尽人皆知的残暴“手段”、世人都恨的恐怖“继续”,怎么会屡屡荣膺历史、文明、文化中划时代的圣杯⑷?

  新中国远离战争几十年。坦诚说,即使军人,对战争血泪也几无感悟,对种种荒诞谬论,多听之任之。倒是百姓,更念之忧之。

  令我惊异钦佩的是,张木生、李零、王小强、杨松林,或许还有未曾谋面的丁力,都不是军人。但他们却把战争蕴涵的真谛,放在人类发展长河中回述,鸿篇卓著,大义凛然。不苛求句句精当、字字珠玑,端赖于大事无误、大理公正。“文采风流今尚存⑸”,实乃真军人也!

  史上真军人,未必曾是兵!国内外著名的军队统帅、战法兵学大家、军事战略大师,没当过兵、没统过军的,比比皆是,何尝鲜见?最典型的不用追远,建国前后的“五大领袖”,除朱德总司令外,四位都没当过兵!但哪个不是文武双全、统兵百万、叱咤风云的伟大军人?

  我们曾迷信一个经典定义:迄今一切人类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时下,“阶级斗争”不愿再提了,说历史是人类斗争史,没错!古籍连牍,青史满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琢磨,称之为人类对立统一的历史(或斗争团结史),好像该完整全面些?

  对立统一也罢,斗争团结也好,其最高级、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战争!

  战争,“国之大事”,与文明史,与文化历史,密不可分!

  兵者,“生死之地,存亡之道”,稍有淡漠恍惚,都意味着巨大代价,“不可不察⑹”!

  我们不该认真检讨、仔细审视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吗?

  史问

  我们常满怀深情地说、唱:“祖国啊祖国,亲爱的母亲!”这可能是最常见的赞美词了,但细究追索,字义词源上并非没有毛病:祖国的“祖”,来自男性崇拜,专指男性长辈;祖、先,各指我们的男女来源。严格讲,“祖国啊祖国,我们亲爱的父亲!”才名副其词。

  此例,绝不碍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却能以小喻大。

  中国史观,近几十年最大的问题,或许莫过于按苏联的唯物史观“五种社会形态说”的中间一段:所谓“奴隶社会少奴隶”(奴隶制度占主体证据不足)、“封建社会不封建”(分封建邑制度不为主)……

  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是国家“大一统”。

  西周封建和秦并天下,是中国最早的两次大一统。

  西周是典型的“分封建制”大一统,没有典型的奴隶制,甚至没有类似美国的普遍黑奴制记载⑺。我们的正统通史却讲,社会形态“跨奴隶社会”⑻。

  西周封建是一次人口大重组、大融合,有天下共主;与欧洲封建的小国寡民无共主不同。中国传统的民族政策是柔远能弥,四海一家,子夏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孔子叫“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蛮夷戎狄,中原和亲,亲戚套亲戚,可以连成一大片。

  春秋礼崩乐坏,僭越滥封,乱世割据,始变贵族传统,平民可凭战功取爵。

  秦始皇的大一统和西周封建相反,不是靠热乎乎的血缘纽带和亲戚关系,而是靠冷冰冰的法律制度和统一标准。

  秦始皇,收周秦千秋之功,罢“封建”,创“一统”:废井田,开阡陌,废诸侯,设郡县,统一文字,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用庞大的文官队伍执政,秦驰道是高等级的国家公路,秦直道是战备高速路,如此大功谁也抹不掉,引领世界先进。可叹,秦始皇也有砸锅崴泥的地儿,他搞学术大一统(焚书),想收拾知识分子的人心(坑儒),被骂翻天,很不成功。

  汉承秦制,骨子里是秦始皇,但阳儒阴法,拢取涣散的人心。知识分子交孔夫子管,尊儒尊孔是虚拟领导,代替活不长的真实领导,其效甚好;兴立祠畴,老百姓交各种祠堂宗族管,拜祖、愚民,抬死人、压活人,鬼得很。

  “大一统”的帝国。“大”是国土大,疆域大。“一统”是制度统一,政令统一,文化统一。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了2200年,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王小强曾集中概述了中国古代发达的货币、汇兑、纸币、商品交换和资本经济……是回归重要史实的大手笔!他把秦汉以后2000多年的经济制度,概括为“小农经济加市场”,认为这绝不同于西方的领主庄园式“自给自足大农经济”,并远先进于欧洲的封建。不论怎么评价,他的理论创新(或可加杨松林的网上激辩),都是对中国的文化历史观的一个重大探索!

  无论按欧洲标准还是中国史论,秦汉相当于法国“太阳王”时期的中央集权专制民族国家,该属于前资本主义阶段。基辛格也说:中国的统一领先欧洲2000多年。这以后,虽然魏晋南北朝复辟了一段,但中国社会中的“封建”已趋式微,“大一统”始成定基⑼。

  原本是封建制度的“礼崩乐坏”,然而,按“社会形态说”,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却叫“成熟的封建社会”,岂不成了“封建社会不封建”?

  原本是“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罢封建”大一统,倒叫成“封建大一统”,岂不荒唐?

  大一统,利大于弊,有利必有弊。文明痼疾,腐朽自大,高度的文明带来高度的腐败。“抚我则后,虐我则仇⑽”!

  毛泽东好像说过,中国的改朝换代,要感谢农民起义。而中国的“大一统”,则要感谢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没有这些邻居的压力,没有应付“五方之民”的能力,就没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