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波,永不消逝》

  这电波,永不消逝 

  ——漫忆舅舅王士光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 刘源

  本文载于2004年10月18日的《人民日报》。

  作者专为此次刊出,做较大的文字修改。

  记得是1958年,为了建设著名的“十大建筑”之一——民族文化宫,我的外婆董洁如,将自己居住的几进宅院,无偿捐献给国家。老太太一个人搬到我们家直到“文化大革命”高潮来临。

  凡是认识外婆的人,无一不说她好,无一不钦佩她。我从未见过她着急生气,甚至在“文革”批斗会上,她也没高声讲过话。但是老人家外柔内刚,认准的理儿、雷打不动,屡经风雨、处乱不惊,慈祥恬静、自尊不争,始终保持着优雅的气质。听妈妈说,开始外婆并不想进中南海,要随儿子住。只是妈妈多次劝说:一来我们家里住房和保健条件好些; 二来孩子多,大人们工作太忙,管不过来,请她老人家费心相助。这第二条才打动了她。

  外婆一向非常开明,支持儿女们热爱新文明,参加大革命。也是听长辈们说,她潜意识里还多少有点男尊女卑的残念。她老虽没这么讲过,但总是叫我陪她同住,确是真的。最初,母亲很反对,怕我顽皮捣蛋、气着老人家,更怕梦里耍把式、踢坏老人家。说来说去都拗不过外婆,妈妈只好从命。我呢?早吓得“神魂出窍”,慑于慈威,再不情愿,也得乖乖地“逆来顺受”。直到五、六年级,我终于公然“造反”了,倒是外婆开通地说:“源儿长成大人了,当然要独立!”让我挺得意。但有一段时间,每到半夜,外婆仍要叫我起来撒尿,看着我半闭着惺松睡眼回到床上,才肯回房安歇。此类老牛舐犊常见情,婆孙之间小“私密”,谁人见怪?

  每到星期日,我都被外婆摁在她的高桌上做作业,写字画画。不论我钻到哪个旮旯,她都能找到;也不论我怎么不情愿,她总是和颜悦色,没的通融,说着、站着、等着,我是躲也躲不开,磨也磨不动,到了还是老老实实被拽着手“押”回来。

  似乎扯远了点,就说到士光舅舅。

  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是姨、舅来看望外婆。我在屋里做功课,顶上半个“陪客”。说起来满自豪,我的姨姨、舅妈们,个顶个儿的漂亮雍容、丰姿高雅;舅舅们又是一色的潇洒倜傥、风度翩翩。用现在的孩子们的时髦话:那叫察明酷毕帅呆啦!

  四舅王士光,可以说来得最勤,当然,给我的印象就更深些。奇怪的是,他每次来,只陪着外婆聊聊天、散散步,从不找妈妈。我问外婆,她说:你四舅不让告诉你爸爸妈妈,怕打扰他们,并叮嘱:“你可不能去告密啊!”

  “文化大革命”后,妈妈追忆旧事:1948年,她随爸爸到西柏坡,意外地听说士光舅舅住在附近,立即赶去探望。舅舅自1938年离家,与妈妈十年没见过面,兄妹相逢,其情其影可想而知,问长问短总嫌不多,谈天说地还觉不够。中间,妈妈告之已结婚了。“是吗?太好了!介绍介绍是谁?”舅舅关切地问。“是刘少奇”,妈妈说出爸爸的名字。向来和蔼亲切的舅舅顿时历色疾言:“别胡思乱想!”“真的!”“你懂什么!那是党的领袖!”妈妈没再说了。直到她跟我解颐叙述时,仍觉得很有趣:“多半你舅舅认为那完全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事,根本不信、不听”。妈妈边笑边讲,“后来那么多年,我们再没有提及那次对话,你舅舅似乎总是躲着你爸和我”。

  倒是“文革”结束后,舅舅每隔一段时间都来看妈妈。一次,他对我说:“光美现在越来越像你外婆了!”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你帮我好好照顾她!”

  对士光舅舅,我印象很深。他高大英俊,正直而随和,稳重又干练,同外婆一样外柔内刚,有坚定的原则和意志。记不清从什么时候,我就知道他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英雄的原型之一。“一二·九”运动时,他在清华大学,追随黄敬同志参加革命,受姚依林同志直接领导。抗日战争前,中共地下党派遣他,带上自己组装的电台到天津,建立了北方局同延安的直接连线。姚依林同志还安排了“一二·九”运动中天津女师的学生领袖王新,与舅舅假扮夫妻,互相掩护。一年多以后,假戏散场,真缘难收:他们知奔东西,音信杳无,苦等八年,硬是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意外相逢,从此白头偕老,甘苦终身。这段佳话的前半部分,也改编进电影里。我还知道,士光舅舅是著名的“人民功臣”、“特等功臣”。在妈妈一家中,他是革命的领头人。他的兄弟、妹妹们,多受其影响而投向共产党。妈妈就记得上初中时,帮舅舅缠线圈,组装电台;光超舅舅开诊所,常通过地下党给八路军、解放军送医药绷带。

  当然,我听外婆还说过,建国后,舅舅是国家一个电信电子部门的副部长。不论对他传奇经历的倾倒,还是对他人格魅力的仰慕,从记事起,我就特别崇拜他。

  到了小学四年级以后,我迷上了玩儿收音机。对我组装的初级矿石机,或三管、五管机,舅舅都翻来覆去地看,扭扭这个器件,抠抠那条焊线,指点着,夸奖着,对哪点不满意,并不直接批评,只是微笑着建议:这个电子管插座换个位置就更方便了……一次,他干脆插上电烙铁,跟我一起焊了近两个小时。外婆被晾在一边,满意地看着爷儿俩全心掰持那些玩意儿。

  娘随儿住,天经地义。外婆本想搬到士光舅舅家住,可绝非传统习俗所致,而是另有道理。舅舅于1938年抗战烽火中离家,到建国以后50年代初才回来,兵荒马乱,出生入死,走南闯北,功绩赫赫。期间,外婆的惦记揪心、自不待言,舅舅的念母思亲、与日俱增,久而久之,当娘的胸中,多一份牵挂就加一分痴想;游子的内心,多一分孝敬则添一分愧疚。因此,舅舅再忙,也要抽身来看外婆,争取多陪陪老人家。

  我总觉得,舅舅的许多地方像外婆。独出众、厚待人,两种气质在他身上完美地结合起来。他既是老革命,又是大知识分子,也正由于舅舅的这种双重身份,到“文化大革命”时,“走资派”、“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他自然也是躲不过。说实话,在他的同事部属中,并没什么人真有多大意见,更多的倒是同情。到底还是因为与我父母的亲戚关系,让他倒了大霉。批判斗争、审查检讨,没完没了,最后干脆下在狱,一关就是八年!困居斗室,反倒清净,没多少可交代的,舅舅索性写起书来,清一色无线电和雷达方面的专业书。后来我亲眼见了,监狱里的小纸片上,写满密密麻麻70万字,钉了39本。其中的一些,还出版了。这种“立言”方式,够奇特的吧?细品味,令人唏嘘不已!

  舅舅刚放出来时,我是既怕再连累他,又实在耐不住想念,就在一天夜里悄悄溜去。又黑又瘦的他,以从来没有过的严肃神情,教训我一定要与父母划清界线,并详细询问了外婆惨死狱中的情况。起身作别时,他匆匆塞在我手里一卷钱。我心里好笑,说一句:“您也得划清界线呀!”由于从小在膝下臂弯里钻惯了,长辈们对我总是不大严肃得起来。他笑了,是苦笑;我呢?刚是甜笑。

  妈妈出狱后,似乎就代替了老外婆的角色,舅舅、姨姨常来探望和聚会,士光舅舅照例来得最勤。我多次逗他:“‘文革’前,妈妈说您总是躲着她,结果没躲过去,反而躲进大牢了。现在,您不躲了,总是粘着妈妈,却没有光可沾了。”他听后开怀大笑。历尽劫波、调侃今昔,这欢笑中、包含了多少苦乐情仇?至今,仍余音绕梁。

  不久,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河南。记得当副县长时,我代表刘庄村找舅舅,想买一台“微处理机”,并请教他这劳什子干什么用。那时,PC计算机还不为普通人所知,他简要介绍了功用。并直接把我推荐给当时跟着他当处长的俞正声同志。很快,电子部就计划调拨了一台紫金二型微机给刘庄。后来,许多报纸都刊出农民买电脑的大新闻,标题是《农民感谢你们!》

  我当新乡县长时,与舅舅巧遇。他说:“你们那里要建一座无氧铜厂,你得多关心关心!”我听了干瞪眼,整个摸不着头脑!回来赶紧向刘仲轩市长汇报此事。他大喜,立即把有关人员找来。听了说明,我才知道什么叫无氧铜。高兴之余,还觉得奇怪:舅舅不是无线电专家吗?怎么搞起冶炼了!自此,我每到北京,必跑“部里”,向他汇报。新乡市有几家电子电器厂,都得到舅舅的关心。对上新项目、建新生产线、开发新产品,他甚至比我更热心,有时干脆带我“跑部前进”……无氧铜开工时,我调郑州市任副市长了。2004年我专程去看,这个厂已成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特大企业。今日中国,恐怕所有电器,都少不了无氧铜产品;而除我之外,恐怕所有的人,都“不知”舅舅为此倾注的精力和厚望。想到这里,自小熟知的名言在耳:“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更深地理解了舅舅,更加钦佩他!

  江泽民同志当电子部长时,舅舅已年过七十,作为特例,仍被留任为部里的总工程师。我在郑州,接到舅舅的电话,说电子部在河南有个4057厂,要从山沟里搬出,最好能进省会。他希望我支持。有这等好事?何乐而不为!很快,我就成了这个厂的搬迁领导小组组长。不到两年,一座新厂就在市区平地建起。

  我刚到省里任副省长,又是舅舅,叮嘱我注意安阳玻壳厂。这是个特大项目,边建设、边生产,极为困难。巧了,正值此时,李长春省长命省政府向国务院请示,特别报批我兼任该厂的董事长。既然有舅舅的严令,慈命和关照,遇事我就找他。又是他带我向邹家华副总理、国家计委宋平主任和电子部张学东部长汇报。更有甚之,有一段时间,他还亲自约我到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厂参观订购,并写信介绍、致电联络,推荐我跑到南京、西安、深圳推销产品,催收货款……他的全力帮助,使我们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当今,安阳玻壳已成为全球同类企业中最大的生产、研制集团。

  那些年,他望重名高、耳提面命,我借重为公、政简行洁;可以说,舅甥默契,天生羽翼,不亦乐乎?舅舅的心血,浇灌出一朵又一朵奇葩,如今,已是遍山烂漫。

  舅舅待人,从来是敬而无失、恭而有礼。对我也是不例外,凡公事场合,舅舅都以“官衔”相称。开始,我觉得又好笑又好气,几次婉转提醒他,我是他的外甥。他拍拍我的肩膀,一笑了之,无动于衷。当众时,任凭我撇嘴挤眼,他只作不见,仍尊敬有加,好像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但我却始终习惯不了,他一称什么“长”,我就如坐针毡,为之汗颜。

  我调武警部队后,他全退了,还总是关心地询问方方面面的建设、生产和群众的生活。他不嫌罗嗦地反复叫我讲,专注地听,很少发表意见。我挺后悔:当年舅舅愿意听,我就该再絮叨、再多讲些;怎料现在,对着他的照片,想要说,却“只与离人照断肠”,天地永隔了。

  我每次见到江泽民同志,他都问起舅舅,接见握手时或仅一句问候,谈话聊天时就问得详细。总书记对舅舅的评价很高,话语中充满老感情,十分真挚,令我深为感动。有点难堪的是:他两次说起当电子部部长时,曾经到舅舅家,调解老两口间的家庭矛盾。据说,劝言效果极佳。对此,他喜形于色,我深信不疑。尽管我也发自心底想笑,却不免略带尴尬,除了一个“谢”字,掩口胡卢、不敢接说一句。当然,我将总书记每一次的问候和评价都如实转告舅舅,只是省略了老两口闹别扭的一段。尽管这段插曲最具情味,也最动人。可我想,作为外甥,还是给舅舅留住些尊严的好。今天,他已驾鹤仙逝,无所谓面子。只剩下情谊。我知道,笃于谊、厚于情的舅舅,在天之灵若能听到我的叙述,也会动容的。

  2005年1月26日,功遂身退的江泽民老主席欣然命笔:“王士光同志为中国电子工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九鼎片言,是对舅舅最朴素、贴切的评价和最真挚、绵长的纪念。

  拿老子的话,舅舅的一生,见素抱朴,知荣守辱,居功立德,慎终若始。

  他的清廉,几乎到了不近情理的程度,每次见我,都不厌其烦地提醒,要我在这一点上继承父亲的品质和作风。直到我进了部队,他才不说了。显然,曾是老军人的他,对军队还是放心些。说起来或许无人置信,他为我们办了那么多公事,帮了那么大的忙,竟没吃过我们的一顿饭。想来,他给我们的太多,我们却无以回报。至今,我每思及,仍感歉疚。舅舅到了晚年,健康每况愈下,舅妈又病着。我去看他,有时也带些贽敬。开始他执意不收,我说:“比起您,我的薪金高得多!军人的积蓄,您还要划清界线?”他不吭,菲仪也就搁下了。

  2003年春,我到医院探望,舅舅已不能言,只手书数字对答。病榻前,我有说有笑,逗他高兴;一出病房,便哽咽泪出,伤心不已。不久,他即辞世。遗体告别之时,我正在新藏线阿里、普兰一带,无法赶回。多少次,梦里惊回首,“有恨无人省”,或许今生今世,我都会抱憾不已。

  我老琢磨着,“立德”,就是做好人。舅舅堪称人德懿范:借孔子言,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和而不同,周而不比……

  我还估摸着,“立功”,就是做好事。舅舅可谓事功卓著:从日本法西斯铁蹄下发出的红色电波中,我们能见到他;在解放区广播的战报背后,我们知道有他;陆海空军雷达和民用手机的信号磁波中,仍可找到他;每家每户的电视机和家电里,同样没离开他……

  《道德经》上说:“死而不忘(亡)者寿。”

  士光舅舅一贯为人低调,“不患人之不已知”。他悄然无声地辞别这无限多彩的人间,默默地,静静地,坦荡无憾,飘然羽化。他肯定知道,有人总是忘不了他;他一定知道,他的精神和生命,已经融合在党和国家不灭的事业中——与永不消逝的电波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