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体制改革浅见》

  军队体制改革浅见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 刘 源

  本文为《军队体制改革刍议》简写,删除具体设计部分,保留原文三分二——编者。

  郭副主席在“十七大”小组讨论时讲:会前军委调研中,听到上下一致呼吁改革,可以说有强烈要求。但改什么?怎么改?是不是已经形成共识?并不清楚。胡主席的报告说,“调整改革军队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逐步形成一整套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军队建设规律的科学的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运作方式”。我想,我们必须把认识统一到这时。

  当前,一场深刻迅猛的新军事变革席卷全球,我军置身其中也已多年。然而,改革的目标是什么?采取什么模式?首当其冲要改什么?至今歧见纷纭。加之改革必将直面错综复杂的人事、重叠交织的关系、官兵切身的利益,致使许多同志难以超脱,或多或少立于狭隘立场,与公与私囿于本职考虑,自觉不自觉为部门或局部利益而谋。这又进一步增加了改革的难度。因此,必须先理清改革的思路与理由。

  本文从“兵”说起,由“形”讲来,就“法”谈开,随“变”而论,重点说近三五年的改革,主题求创新,观点试创新,文词图创新,力求表述简洁通俗,难免挂一漏万,恐多有词不达意、逻辑颠倒、谬误冒昧之处,敬请指教!倘能激发大家共议改革方案、齐襄发展大事,刚不胜荣幸!

  说“兵”

  古今中外,兵事不外有三:养兵、用兵、管兵(简称“三兵”);即建设军队(现代还包括国防)、指挥军队和管理军队。早在元代“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名句之前一千八百多年,《孙子兵法》中就有“凡用兵之法”、“善用兵者”、“用兵之害”等提法;隋唐之后的典籍中,亦有哪个府“管兵”多少、“郡守管兵”的记载。为了便于理解、明晰阐述,减少繁琐的解释和争执,本文还是沿用“养”、“用”、“管”来陈表。

  养兵。

  毫无疑问,兵都是百姓生、人民养。不论是正规军队,还是军阀武装、草莽义兵,无一例外。尤其是国家军队,要通过政府来组织落实征、招、抚、养,最终仍由民众负担。作为人民军队,当然更是来自老百姓,养育靠人民。

  用兵。

  概莫能外,兵可不是百姓直接用,甚至多与百姓无关,更不可能由全民直接指挥。用兵的,要么是个人,要么是政党代表阶级组成的政府,从来是部分人用兵,由极少人指挥。

  管兵。

  毋庸置疑,兵要按养兵、用兵的条件和需求来管。譬如,最早的“连”是由锅灶炊事的最佳规模而来,而排、班、战斗小姐是根据战术协同、战斗组织等需要而形成。随着技术进步和作战需求的发展,“管”必然与之同变;随着军队的近、现代化,“管”的系统日趋复杂、严密和重要。

  这里,可以看出三条规律:

  养兵的人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国家军队全民养。

  用兵的人越少越好,愈少愈精——指挥权高度集中。

  管兵规制越细越好,严密有序——随养、用发展而变。

  接着,我们还可以看到两条规律:

  养兵、用兵,规律从来就不一致,体制是可以分立的。

  管与养、用分不开,却需分工、机构分设、权力分掌。

  这里,我们只讲国家正规军。没有军队就没有疆界,无疆界就无国家;没有军队就没有国家机器,没有国家机器就无政府。历代虽有极少数无军队、无明确疆界的小国,却均为大国军事平衡或地缘隔绝的产物,不能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如此看,军队是立国的先决条件,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强力基础,是统治权力的根基。毛主席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全世界都承认,即使西方反动势力也奉为圭臬。

  既然无兵即无国,那么,根本就不存在“军队国家化”的问题。某些人别有用心鼓噪的,说到底,其实是个伪命题。确切讲,争论的焦点是正党指挥,还是政府指挥。

  从历史上看,最开始是有军队才有政府,所以最早的政府都是军政权。发展到后来,出现军政合一又各司不同职能的政府。再发展,才有了稳定的、正统的文官政府。西方直到近代才有文官政府,晚于中国千年。而后,发展到军队是“国家”(实际是政府、政党)的,而“国家”不是军队的。随着全球化,军队的使命超出国界,承担跨国合作义务,如国际反恐、剿灭海盗、缉毒护商、维和救灾等,军队逐渐变得不完全是“国家”的了。按马克思主义观点,随着阶级消亡,最后是政党与政府,国家与军队一同消亡。

  从养兵、用兵上讲,政府起着特殊和关键性作用,扮演着双重角色。养兵时,政府作为统治阶级(领导阶级)的代表,征调人、财、物、器、调动全民,是全民的。而用兵时,政府则只是阶级的代表,即使代表绝大多数民众,也不可能是养兵的全民共用。值勤作战,必然是一部分人管控、压制、杀伤另一部分人,当然不可能是全民的;即使抢险救灾,也只是少数民众受益,救不了全体养兵之人。通常的,所谓“全民性”、“代表全民”,恰恰是针对、或基于“不是全民”而言。例如,我们说共产党“代表全民族”具有“全民性”,正因为我们党是阶级政党,绝非全民党。同样,在“全民抗战”时期,我军与既强大、又众多、更正规于我的敌顽搏杀,绝对是“代表全民”,却既非全民养,也非全民用,更非全民军队。用兵时,掌兵的政党、政府、朝廷、军阀,只能是阶级或个人的代表。如上所云,这完全符合古往今来“养兵、用兵不一致”的规律,符合养兵之人从来就没有用兵权,军队从来不可能为全民所共用的事实。

  西方反动势力及国内的追随者,混淆政府的双重角色,抹杀政党、政府、国家都是阶级产物这一实质,煞有介事地大讲“谁养兵、谁用兵”,往往迷惑了很多人。讲清阶级性,看清政府在“养”、“用”领域里的不同作用和双重角色,就看透了其谬误和虚伪。

  对我军来说,不论“养”、“用”,都一直、而且必须由共产党领导,今后仍坚定不移。但党领导养兵,绝不是以党代政来包办,而是通过党领导下的政府落实到人民中。这里,政府的支持程度如何,积极主动与否,至关重要。我们各级党政领导,切切不可认为国防、军事与已无关,疏忽甚至排斥养兵之事。须知,政府起特殊和关键性作用,而“养兵的规律”又是养者众则兵强。

  养兵的目的,就是为用兵。“用兵的规律”,是兵权贵专。“党指挥枪”,主要是针对“用兵”和“管兵”,兵权要由党绝对掌控。历史上,绝大多数朝代、政府和国家,都是因兵强、胜战而立,随兵败、混战而亡。军队与政府不是共生关系,是相生关系。正如毛主席所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养兵、用兵是分立的,而二者之间的联结,就是“管兵”系统,正是这一系统将“三兵”融为“兵事”整体。(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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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有言:

  百姓养兵,朝延用兵,将校管兵。在古代典籍中,“管兵”一词出现较晚,还常有“带兵”、“领兵”、“统兵”、“训兵”等词,本文统归为“管兵”。在条个相同的情况下,养兵效益好坏,用兵战力强弱,将兵素质高低,关键在管兵。管兵绝不同于管工、管民,有其自身的规律。像“爱兵如爱子”、“带兵如带虎”,“从严治军”、“慈不掌兵”这样的格言,都是说管兵有千百年积累下来的整套规制、方法和经验。这缘于兵的特殊性。

  在西方国家,常教育官员和警察向纳税人负责,但对军人却从不这样讲。因为兵是为国为民尽义务,必须绝对服从军纪、军规和命令,牺牲自己的许多权利,包括最基本的人权:在特定情况下,不许有隐私权、交友权(生活权);不得恋爱、结婚(生殖权);甚至交出生命(生存权);而权利和生命无价,所以不能待之为食税者。兵是尽光荣的义务,只能给予荣誉。拿兵的话,军人是同人民签了“生死合同”的,职业军官更是签下“终身契约”。不可避免的,军队总会生出“自身利益”。

  我们应尊重规律,继承传统,承认合法权益,照顾军人的特殊需。同时要特别防止易出的弊害。这里强调三个关注点:

  ① 注重“养”、“管”的目的。防止军队脱离其根本任务,为养兵而养,为管兵而管,视集团为目的,为自身谋私利。尤其是和平时期,部队极易懒散骄横、官兵离心,机关不免“各抱地势、勾心斗角”一旦尾大不掉,轻则兵不能战,重则贻害无穷。这点是贯穿本文的中心思想。

  ② “管”与“用”、“管”与“养”不可能截然分开。必须注重“管”与“用”、“养”的交叉重叠部分,防止出现滥用或肥已。大至“兵变”,小至“喝兵血”,都需力戒于端倪。为此,也出于“三兵”各大自的规律,需要分工,并分设机构、分掌权力。在军委统领下,除战勤救灾时,不给管兵者用兵之权!

  ③ 注重汉军以严。管兵系统中机构、法纪、制度应尽量严整、严密、严格,不能有太大缺失。否则,用别的方式弥补,费事效低,后患甚大。

  这里,让我们还说回“三兵”。我国很早就很注意到“养”、“用”分立,并将官职分设。战国以后,像司马、司徒,只司不令(养);太尉、都尉行令不同(用)。而“管”、“用”本来就难分,合起来叫“将兵”。“剪不断,理还乱”,平时管,战时用,搞不好就为患。我们的祖先早就发明了虎符,就是想解决这个头疼问题;历数千年,各朝代都力图将管兵与用兵的官、衙分开:汉时“将无常兵,兵无专主”;随唐“府兵之置……将帅无握兵之重”,但仍不能避免拥兵坐大、逐帅犯上。宋太祖“陈桥兵变”起家,建国后“杯酒释兵权”设“三衙”管、训军队(管),无权调遣;设兵部,司而不令,供养选任(养),也不指挥;设枢密院,枢密使握调令权(用),又不掌控军队。最终军权操控于后皇帝一人之手,养兵、用兵分离体制。以及不给管兵者用兵之权,至宋朝成定制。但过于死板严苛,“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并“以文制武”,虽杜绝了割据叛上的可能,却使战斗力大为削弱,以至出现潘仁美、秦桧掌令指挥,杨家将、岳家军战场厮杀,得胜后反因违令被处死的怪事。南北宋是统治阶级为荒淫腐败,社会却极为发达文明的朝代;是历史上抵御外敌最弱,兵最多、兵变最少,自秦汉以降当政最长久(319年)的朝代。以后各朝,多承袭并发展了宋代军制。

  在国外,直到18世纪,普鲁士设立总参谋部专司用兵,作为被各国效仿的“一大发明”,也成为欧美文官政府得以确立的条件之一。美军有争,说是华盛顿的发明:陆军总司令(用)、陆军部(管、养)分设。反正自那时期后,各国日益重视将军队的用兵权、甚至用兵机构分开。

  我军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早已注意到“养”、“用”、“管”的区别和各自的运行规律。在中共七大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朱德总司令以“养兵”、“带兵”、“练兵”、“用兵”为题,大段阐述我人民军队的性质,逐段分析了我与国发党“非人民、反人民的军队”的“大是大非”、根本区别(《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8月版,第160-169页。)。这是对我军建设的权威总结,理当作为人民战争理论的科学组成。

  本文一直避免用“军令”、“军政”概念。此二词古已有之:军令,意谓军中法令,军事命令,《管子》“作内政而寓军令焉”;古人还有立军令状等说法。军政,意谓军中政事,军中政教,《左传》“军政不戒而备”;更多的时候是将“兵(军)制”与“军政”两个词并列使用,如《宋史》、《明史》兵志。现代意义的“军政”、“军令”,词源于德文,由早期国民党军翻译。20世纪30年代,南京政府设有参谋本部和军政部:参谋本部“掌理国防用兵等军令事宜”,军政部“掌管全国陆海空行政事宜”。对照我军现实,深感二词意译不清、字译不准,常引起误解和混淆,且现台军仍在延用,故避弃之,并建议全军亦不必套用。还是以“养兵”、“用兵”、“管兵”更直接、通俗,正正宗宗是“中国特色”,完完全全是我军的“知识产权”。

  说到这里,想起西柏坡民谣:

  最后的一碗米、送去当军粮,最后的一尺布、送去做军装,

  最后的老棉袄、送去盖伤员,最后的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多好的人民和老百姓!为什么能这样?因为我们党和领导的人民军队解放了人民,因为来自百姓的子弟兵,给百姓争得了土地和主人地位!

  军队太重要了,一定要养好,更要用好、管好!

  说“形”

  本文的“形”,即形式、形体、形象,这里指军队的组织形态。

  说到我军的创建和壮大,众所周知。建国前,我们党的中心任务是武装夺取政权,从领袖到各级领导,都文武双全,军政兼任;地方党政第一位的职责就是支前、动员、养兵。建国后,战时体制转为计划体制,我军在“养兵”方面自然过渡。“用”、“管”体制上,除已形成的,或者照搬苏军的,或有参考美军的,反复探索、多次调整,积累了宝贵经验,也建立了较完整的机构,但一以贯之,基本沿用“三兵”合一体制。我军本来有古来“分治”先传,还有自立于世、独立于史的理论创造,又设现代总参谋部,却仍“养用管”不分。另三总部,大抵都是如此,“养”、“管”的任务过重就顾不了作战;“用”占精力过大,就放松了管控。和平时期长了,可能就无人想打仗,挤掉了作战机构;而一旦战争来了,可能又无人能节制统御,无法高效指挥。同样问题,大军区更为突出。

  从历史上看,好的是:在战争中建军,由任务牵引,我军形成了一整套独特而又成功的理论、军制等;明显的不足是:一直不太正规,依法治军、病重规律不够,适应现代化不足。

  日常中,我们往往不自觉地把传统与创新、特色与规律对立起来。强调继承传统是必要的,但要把传统与保守、僵化区别开,标准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继承传统,就是“特色”;强调勇于创新是正确的,但得把创新与照搬、盲从区别开,标准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地创新,才合“规律”。因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继承传统与勇于创新相统一,保持特色与遵循规律相统一,就是科学发展。

  特色,我军最鲜明的就是:党的绝对领导;人民军队性质;军委总部领导体制。特色,坚决不能丢,但不是一成不变。事实上,我军一直没断过调改军委和总部体制。最近的例子:海、空、二炮司令进军委,成立总装备部,都是顶层的——当然也就是全军的大调整。

  规律,我们已经看到:平时“养兵”,相对应的是国防领导体制,要求政府通、渠道畅,“多多益善”。

  全时“管兵”,相对应的是军队管理体制,要求层次多,系统杂、严密有序。

  战时“用兵”,相对应的是作战指挥体制,要求层次少、流程短,“愈少愈精”。

  结论:“养、管、用”的规律,对领导指挥体制的要求不同。